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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当代心灵哲学研究存在什么问题02（第2页）

三、几点相应的启发

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已经走过的学术道路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经验和教训，至少可以给我们今后的心灵哲学研究带来以下几点启发:

第一，通过在哲学上进行严格的、既全面又系统的批判反思，彻底突破由迄今为止所有心灵哲学理论所构成的“观念的王国”（thekingdomofideas）[61]，亦即通过进行这样的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这些理论观点的清晰明确的学术定位，既搞清楚它们究竟具有哪些合理的成分，又搞清楚它们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哪些教训。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对所有这些理论进行全面、系统、彻底和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基本学术起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彻底改变“心灵哲学”不“哲学”的根本缺陷，为今后的心灵哲学研究确立坚实可靠的学术态度和基本起点。

第二，通过以真正客观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来考察、认识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而实际存在的心灵，真正做到“把该撒的东西给该撒”，实现对这种被研究对象的严格的学术定位——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既不应当把并非心灵本身所具有的成分和属性“指派”给心灵，又不应当以“醉汉在路灯下找其丢失在灌木丛中的钥匙”的一厢情愿的方式[62]随意扭曲抑或剪裁心灵本身，真正把它当作现实社会个体实际具有的主观精神世界，来进行尽可能实事求是和恰当的探讨和研究，从而彻底改变“心灵哲学”研究“没有心灵”的根本缺陷:一言以蔽之，心灵哲学真正的出路根本不是继续努力实现心灵在自然界之中的定位，而是努力实现心灵在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定位。

第三，要想对作为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心灵进行实事求是的、严格的学术定位，就必须实现从能动者到社会行动者（socialactor）。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研究者就必须把自己的注意中心转向实际上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社会背景之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个体实际上所具有的主观精神世界，通过运用以主体间际性理解的方式，系统全面地考察和理解处于特定的社会层次和社会地位、扮演特定的社会角色的个体的心灵，在其与其他社会共同进行的、具体和动态的社会互动过程（socialas）中出现的动态生成和发展变迁过程，来揭示这种实际存在和不断动态发展的心灵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从而真正实现对心灵的严格的哲学研究并得出尽可能恰当的结论。

第四，在探讨和研究心灵哲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出路的过程中，虽然我们通过比较彻底的、哲学上的批判反思，可以认定自然科学研究者所采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根本不是探讨和研究心灵的唯一正确和恰当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它们进行彻底否定——毋宁说，这里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无论这样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究竟是不是适用，都是必须在进行严格彻底的批判反思的基础之上才能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也不应当是出于主观情感而一厢情愿地进行断定的结果。

最后，在进行心灵哲学研究的过程中，研究者决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追求以居高临下的、纯客观的“主宰者”抑或“仲裁者”那样的姿态，完全从认识角度来对待、考察和认识作为另一个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而实际存在的心灵，而是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从“置身其中”再到“超然事外”的动态性循环往复过程。也就是说，研究者首先必须进入与这里的另一个个体共同进行的社会互动过程之中，并且通过这样的互动过程逐步达到主体间际性的相互理解，然后再出于具体的认识的目的而“跳出”这样的互动过程、从而使自己能够以尽可能客观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对这种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心灵进行尽可能恰当的认识、探讨和研究。而根本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从一开始就以“为自然界立法”的立法者的姿态，力图仅仅通过特定的孤立化、凝固化、抽象化、形式化的研究过程，仅仅通过一系列完全外在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式的剖析过程，便得出绝对客观和普遍有效的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可见，研究者要想真正恰当地对心灵进行探讨和研究，就必须通过把研究的焦点从“能动者”转向“社会行动者”，通过将其真正置于拥有它的现实社会个体所处的特定自然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社会背景之中，通过置身于和这样的社会个体进行的具体社会互动过程，通过以这种互动过程为基础的主体间际理解过程，来尽可能切实和恰当地认识和把握这种作为被研究对象的心灵的方方面面，从而真正达到预期的目的、得出经得起检验并且确实能够既具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理论解释力的正确结论。

[1]　实际上，在我看来，当代西方心灵哲学所面临的各种难以克服的问题，实质上要么都是笛卡尔的老问题的延续抑或变种，诸如心—身如何相互作用问题和如何理解他人心灵问题即是如此，要么是今天的研究者仍然沿用笛卡尔所使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结果，只不过在各门相关具体科学迅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问题都以新的面貌表现出来了而已。

[2]　这里之所以突出强调“以哲学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是因为我们在考察当代西方心灵哲学研究的不少研究者的观点的时候常常可以看到，这些研究者虽然将自己的研究视为“哲学研究”，也往往被其他人称为“心灵哲学家”，但其采用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却因为既不具有批判反思精神，也没有哲学研究的学术深度和彻底性，因而很难说是“哲学研究”，充其量只能说是通过照搬经验性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方法而进行的研究而已。我们到后面还可以看到这一点。

[3]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161-162页。

[4]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82页及以下部分。

[5]　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82页及以下部分。

[6]　参见约翰·海尔:《当代心灵哲学导论》，高新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9页，特别是第13页及以下部分。

[7]　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并不是笛卡尔所特有的。哲学上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自然科学上诸如牛顿和爱因斯坦，实际上都是既尽量坚持知性主义的基本倾向，同时又保持着对上帝的基本信仰的。尽管囿于论题、论旨和篇幅，我们在这里不可能系统详细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但就考察笛卡尔的心灵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而言，突出强调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在对待心灵的时候，作为研究者的笛卡尔本人尚未充分表现出类似上帝对待其羔羊的方式那样的、以具有绝对的支配性的方式来对待其研究对象的情况，但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知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把心灵等同于自然界的物质对象，实际上已经隐含着这样的基本倾向;而到了当代西方心灵哲学家们那里，这种倾向便以随意指定什么是心灵、心灵具有哪些属性和特征的方式，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了。显然，这样的倾向和做法与笛卡尔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是有着本质性的关联的。

[9]　当然，这样说只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实际上，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本身就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一直没有得出过让人们信服的答案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存在凸显了西方知性主义思想传统的不彻底性。

[10]　参见笛卡尔:《探求真理的指导原则》，管震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第71页及以下部分;也可参见译者撰写的“译后记”，第112页及以下部分。

[11]　毋庸赘言，形式化方法通常所涉及的仅仅是被研究对象的形式维度，而被研究对象本身却是形式和内容的、具有独特性的统一，因此，仅仅诉诸形式化方法来探讨和研究对象的做法的不恰当性是显而易见的!

[12]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谓“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与在当代心灵哲学研究阵营之中饱受诟病的、盲目坚持知性主义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所谓“物理主义”的“唯物主义”截然不同的，其最根本的区别便是，研究者究竟是从被研究对象的存在状态、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和具体表现形式出发来确定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还是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进而把作为心灵的被研究对象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对象完全等同起来!

[13]　在我看来，关于研究者所采用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究竟是否适用于被研究对象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心灵哲学研究者才会遇到。一般说来，只要研究者所使用的是知性主义的基本立场、思维方式和研究模式，同时被研究对象是以人文为本质特征的对象，这样的问题就会出现。

[14]　参见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第85页以下部分。

[15]　参见N。MalebranetaphysidReligieUyPress，1997。

[16]　参见G。W。Lebniz，Monadology，inH。R。Parkinson（ed。），Lebniz:Philoss:J。M。DentandSons，1973，pp。179-194;亦可参见《16—18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483-484页。

[17]　参见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第19页以下。

[18]　参见F。BrentaioalandPhysiena”，inR。M。（ed。）RealismandtheBaenology，TheFreePressofGlencoe，1960。

[19]　indandItsPlaature:RoutledgeandKeganPaul，1925，尤其是其中的第三章。

[20]　参见JohheRedisind，MassachusettsIeology，1992，p。248;另参见其中译本，《心灵的再发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第207页;后引此二书只注作者名、书名和页码。

[22]　参见Searle，TheRedisind，p。3;《心灵的再发现》，第7页;译文有改动，下同。

[23]　参见Searle，TheRedisind，p。10;《心灵的再发现》，第12页。

[24]　有趣的是，塞尔曾经很形象地把心灵哲学的这种循环称为“患有强迫症”，参见其TheRedisind，p。31，《心灵的再发现》，第30页。

[25]　在西方哲学研究中，ontology，ontological通常都被翻译为“本体论”“本体论的”，但这些译法往往集中关注的是对象的终极本原，而不是被研究对象本身;在当代西方学术语境之中，这两个术语更多地被用来直接表示被研究对象，如卢卡奇的所谓“社会存在本体论”就是如此。所以，我在本书之中把这两个术语翻译为“存在论”“存在论的”。特此说明。

[26]　参见田平，《自然化的心灵》，第17-19页。

[27]　参见C。Hempel，“TheLogialysisofPsychology”，inN。BlsinPhilosophyofPsychology，HarvardUyPress，1980，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