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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立足于形式化地理解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者（第1页）

第二章立足于形式化地理解主观意义的社会行动者

强调研究者必须通过使自己的研究焦点实现从“能动者”向“社会行动者”的转变、必须通过使自己的探索方向实现从“在自然界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向“在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的转变，来为今后的心灵哲学研究探索和开辟新的出路，这既不是基于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的种种困境和缺陷而做出的、肤浅的“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像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所做的那样，出于一厢情愿的常识性情感感受而做出的缺乏学理依据的抉择，而是与此截然相反。从根本上说，这不仅是因为发展到今天的西方哲学，已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便出现了“社会转向”抑或“社会哲学转向”，因而实际上一方面出现了宏观意义上的“大势所趋”、为心灵哲学研究所必需的这种根本性转向奠定了基础并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是因为，当代西方在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哲学研究层次上展开其探讨和研究的研究者们、特别是以A。许茨为代表的现象学社会学家们，已经从对主观意义的主体间际理解的角度切入，展开了对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现实的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及其中所包含的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研究和论述，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这种情况下，当代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不仅有必要、而且也完全有可能把自己的眼界拓展得更宽一些，从而不再仅仅关注神经生理心理学、脑科学抑或计算机科学究竟取得了哪些新的进展，同时也应当把西方哲学研究的这种业已出现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向”或者“社会哲学转向”考虑在内，认真对待、探讨和研究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研究者们在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方面已经取得的研究结论，使之能够为自己的寻求新的发展出路之举发挥有益的借鉴作用。

毋庸赘言，在我看来，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之所以没有看到这样的宏观形势，因而不可能借鉴这些从主体间际角度理解主观意义的研究及其各种结论，根本原因显然依然是他们从以“物理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出发，完全把自己的目光锁定在了各种与心灵研究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分支研究的进展及其相应的研究成果之上了。而这样一来，他们既根本没有看到这种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向”或者“社会哲学转向”，也根本不可能借鉴和卓有成效地吸收有关主观意义的主体间际理解的各种研究成果，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在我看来，这种情况恰恰在两个紧密相关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基本启发:

第一，迄今为止的心灵哲学研究者们之所以一再彷徨、甚至陷入了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找不到能够使心灵哲学研究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基本出路，就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形成这样的开阔眼界，也没有借鉴与这种宏观发展趋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相应的各种研究成果;第二，正因为如此，只要在进行系统、全面、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的基础上，充分重视、认识和借鉴这些有关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的研究成果，我们便有可能找到真正恰当的研究方式、研究途径和研究方法，在从主体间际相互理解的角度出发理解心灵所包含并具体表现出来的各种主观意义的基础上，真正实现对作为被研究对象的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精神世界的心灵的确切的认识和理解，从而最终实现对严格意义上的人的心灵进行的、既恰当又富有理论解释力的探讨和研究。

有鉴于此，本章主要试图做两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把在当代西方存在并不断发展的、作为包括心灵哲学研究在内的所有各种学术研究之宏观背景的“社会哲学转向”，尽可能概略和清晰地揭示出来，从而在进一步具体展示心灵哲学研究者们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偏执的同时，充分表明我们所强调的研究者必须进行的从关注“能动者”到关注“社会行动者”的根本转变、心灵哲学研究同样必须实现这种“社会哲学转向”，是具有学术上的充分依据和合法性的;第二，以当代西方现象学社会学创始人A。许茨探讨和研究主观意义的主体间界理解的基本理论观点为个案[1]，尽可能系统和简要地表明许茨从现象学的基本立场出发、通过批判吸收包括M。韦伯的“理解的社会学”和E。胡塞尔的现象学得出的各种相关研究成果，对包括作为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在内的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义的理解方式，所进行的探讨、研究和论述，具体展示当代西方的社会哲学研究对从形式角度理解主观意义的研究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这样的贡献对于心灵哲学研究来说所具有的学术建设性意义。此外，到下一章，我们还希望在此基础上，通过强调必须进一步扬弃这种追求形式化、静态化的研究视角，真正引进现实社会个体实际上所具有的、不断动态生成的基本视角，把这种视角对心灵哲学通过认识和理解主观意义而研究心灵的方式进一步揭示出来。

第一节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哲学转向与社会哲学的主观意义研究

概而言之，自从19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自从20世纪初以来，西方哲学家们在一部分人继续进行其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方面的基本研究的同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哲学家“改弦更张”，因而表现出了与以往有着显著不同的新的学术发展态势。这种新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为三个基本方面:其一是西方传统的知性主义研究，开始由原来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逐渐开始转向语言研究，亦即出现了所谓“语言转向”抑或“语言哲学转向”;其二是以人本主义研究为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迅速崛起并逐渐大行其道;其三则是在“应用哲学”（appliedphilosophies）这面具有总体性的旗帜下展开的、对现实生活世界诸维度进行的多方面具体研究。其中，特别是第三个方面自20世纪下半叶崛起以来，迄今为止仍然方兴未艾、不断深入发展。毋庸赘言，正确认识并恰当把握西方哲学出现的这种新的发展态势，无论对于我们全面审视和掌握世界哲学的发展动向和发展前景来说，还是对于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考察当代心灵哲学、通过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为其寻找发展出路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恰恰是这种新的、以“社会哲学转向”为标志的发展趋势，和作为这种发展趋势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当代西方社会哲学家对主观意义及其理解方式进行的研究，既构成了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宏观学术背景和学术基础，又为它寻找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出路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理论借鉴。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哲学转向

就这种新的学术发展趋势而言，尽管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诸如“语言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经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向”“道德哲学转向”等，但是，在我看来，几乎所有这些具体说法都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见本质”之嫌——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这些西方学者几乎都是仅仅着眼于他们所指涉和称谓的某一方面对象的表面现象，并没有真正立足于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方哲学的历史发展、特别是没有基于严格的批判反思，来把握20世纪西方哲学界出现这种新的发展态势的内在历史必然性，因而只能按照所谓的“转向”究竟在哪个具体领域之中具体出现而以这样的领域来命名，没有、也不可能抓住这种发展态势的实质性特点。我认为，无论所谓“语言转向”或者“语言学转向”，还是所谓“经济哲学转向”“政治哲学转向”“道德哲学转向”……其根本性的实质都是“社会转向”（sos）——从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角度来看，它分别体现为转向具有强烈的“社会研究”（socialresearch）意味的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亦即转向“社会哲学”（philosophiesofsociety）;而从其各自的具体研究对象角度和研究对象来看，则是分别转向集中关注、探讨和研究具体作为各种社会维度而存在的语言、经济、政治、伦理道德……亦即“转向社会”（tury）。为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们考察心灵哲学的发展出路、努力在人类的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确定心灵的位置来说，这种结论又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我们提出“当代西方哲学界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走向生活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这样一个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即使绝大多数哲学家同意这种发展趋势确实存在，也会主要通过列举各种各样的具体例证来加以说明，而不是立足于从总体上考察西方哲学历史发展趋势的高度，以真正的哲学家所特有的，既综观全局又注重变化发展的锐利眼光，通过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全面的探讨和研究，找出当今这种新的发展态势之所以出现的根源之所在。那么，这种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我看来，自有史以来直到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哲学发展史，由于其知性主义倾向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基本上都一直没有把包括现实社会个体的主观世界和人生境界在内的、生活世界的各种不断流变的维度，纳入哲学研究的视域之内，而是一直对这些方面进行贬斥和压抑。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才不仅有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和日益泛滥，而且到了20世纪便出现了这种崭新的哲学研究发展态势。如果说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作为知性主义的直接对立物和补充而存在和发展的话，那么这种具有几乎是全方位的崭新面貌的“社会转向”的、通过20世纪的几乎所有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流派而具体体现出来的发展态势，则显然不再只作为这样的“补充”而存在，而是标志着西方哲学研究的新的转折点的到来。

尽管囿于篇幅，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和详细考察西方哲学在20世纪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哲学流派及其主要观点，而只能通过概略考察其中学术影响较大的几个哲学流派及其演变趋势，把这种崭新的发展态势简要地展示出来。但是，对于我们的上述基本意图来说，这样做完全可以说是绰绰有余的，因为这些“独领**”的哲学流派及其业已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基本观点，实际上已经可以表明具有总体性的当代哲学发展趋势了。具体说来，我们将主要通过考察分析哲学、科学认识学派、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以及近来的道德哲学、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这八种主要哲学思潮及其演化过程，来对这种发展态势加以粗线条的概括勾勒，而把更加系统而具体的论述留待将来的机缘。

（一）走向“日常生活”的分析哲学

从根本上说，虽然这个与心灵哲学有着极其紧密的亲缘关系的哲学流派，通过充分强调以严格的语言分析为手段，消除存在于包括哲学诸学科在内的科学研究领域之中的语义含糊和语言混乱，在当代西方哲学之中最集中、最突出、最彻底地代表和坚持了西方传统知性主义的认识论传统，但是，它在一个多世纪以来所走过的发展历程，却呈现出非常浓厚的“物极必反”色彩。也就是说，它从强调、设计和运用极其精确严谨的“人工语言”，竭力贬斥包括人的主观意愿和所有各种社会维度在内的一切不确定、不精确的因素开始，最终却终究不得不回归“日常生活的语言分析”，展示了一条从“人工语言”出发，经过“语义学分析”和“语用学分析”而走向“日常语言研究”的180度的发展轨迹。在我看来，这显然把分析哲学的“社会转向”具体体现出来了。概而言之，无论我们以作为分析哲学之最杰出代表之一的L。维特根斯坦为个案，通过考察其早期的逻辑原子理论与后期的“语言游戏”理论之间的鲜明对比，还是综观从严格排斥日常的社会因素的弗雷格、罗素和石里克，到诉诸“日常语言”研究的蒯因、普特南和罗蒂的演进历程，所得到的结论实际上都可以作为我们这种观点的有力证据。毋庸赘言，作为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它所展示的这种趋势不仅比其他学术流派更加引人注目，同时也特别清楚地昭示了心灵哲学研究所应当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二）从“强硬”到“柔和”的科学认识学派

这里之所以说“科学认识学派”而不说“科学哲学”或者“科学社会学”，是因为在我看来，“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个学术流派都是以对科学的“认识”为核心的，只不过前者主要从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角度入手，考察科学家的认识模式的变化规律，而后者则侧重于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强调对科学研究活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及其结果进行经验性研究。不过，尽管如此，它们也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通过从“强硬”到“柔和”的发展演变过程，把上述“社会转向”具体表现了出来。

就“科学哲学”而言，如果说K。波普尔通过论述“猜想与反驳”和“证实与证伪”来揭示科学的演化逻辑，还没有把社会维度对其具体研究的影响突出表现出来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从T。S。库恩通过其“范式”（paradigms）和“科学共同体”来论述“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始，则显然已经把社会维度当作非常重要的因素考虑在内了;至于到了P。费耶阿本德以“什么都行”（anythinggoes）的口号来攻击科学理性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以及D。夏佩尔以“新历史主义”立场论述科学研究的“合理性”对费耶阿本德进行的相应反驳，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在进一步强调和体现研究主体的重要性的同时，比较全面地把这种逐渐关注社会维度的作用是基本走势展示了出来。

另一方面，就“科学社会学”而言，如果说主要受K。曼海姆基本上不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知识社会学”影响的R。K。默顿，其“科学社会学”由于立足于探讨科学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对科学研究活动的影响，虽然进一步把科学活动纳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加以考察，但却没有直接涉及作为“硬知识”（hardknowledge）的科学研究活动和研究内容本身的话，那么，到了以B。巴恩斯和D。布鲁尔为代表的当代英国爱丁堡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tifiowledge，简称SSK）学派这里，研究者们则彻底突破了这样的限制，突出强调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所有各种人类知识，都是由处于特定社会环境之中的科学家建构出来的，因而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显然，如果说立足于科学活动和科学内容本身进行研究所表现的是某种“强硬”态度的话，那么，上述两种研究趋势则展示了通过逐渐引进社会维度而从“强硬”态度走向“柔和”态度的基本趋势，因而从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具体展示了这种研究的“社会转向”。

（三）从摒弃“自然态度”走向“生活世界”的现象学

已经发展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在继续产生广泛影响的哲学现象学流派，无疑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最重要、影响最广泛的哲学流派之一。而综观其迄今为止的演变过程可见，即使其创始人E。胡塞尔，也是从最初的力图通过“现象学还原”来为全部人类学术“寻求最终确然性基础”、把哲学建设成“严格的科学”而贬斥“自然态度”，经过一系列的理论变化和发展，最终经由“先验的主体间性”研究而走向“生活世界”的。更不用说作为其学术阵营“副帅”的M。舍勒本身就在其学术生涯的后期专门研究过“知识社会学问题”，而作为哲学现象学的最重要理论出路之一的“现象学社会学”，更是在由A。许茨创立之后、通过充分强调研究主观意义的主体间际理解方式的重要意义，而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界产生了广泛且迄今经久不衰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这个学术流派所表现出来的如此发展趋势，就像上述分析哲学的表现一样，都从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揭示了现代西方哲学的“社会转向”。

（四）通过关注个体的主观情感世界来进行社会研究的“存在主义”

作为一个与西方知性主义思想传统形成鲜明对立和相辅相成的学术流派，“存在主义”无疑具有更加浓厚的“非理性主义”色彩。不过，与20世纪以前的传统“非理性主义”完全诉诸个体主观体验、根本不考虑社会维度有所不同的是，这个以M。海德格尔、J·P。萨特、K。雅斯贝尔斯和M。梅洛-庞蒂为主要代表的哲学流派，几乎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入手，来论述人的生存及其本质、个体的主观情感和感受，以及人的自由及其实现条件的。特别是海德格尔，由于把“时间”引入哲学研究的领域之中并与生存紧密结合起来加以探讨，实际上已经为哲学研究者直接把变动不居的社会维度、特别是历史维度纳入自己的研究视域，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无论与西方主流的传统知性主义相比，还是与直接与这种传统对立的传统“非理性主义”相比，存在主义的“社会转向”都是非常清晰和显而易见的。

（五）进行具体而全面的社会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

毋庸赘言，马克思实践哲学所实现的、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通过其崭新的、以现实社会个体的社会实践为基石的社会哲学研究体现出来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G。卢卡奇、A。葛兰西开始，经过M。霍克海默、T。W。阿多尔诺、H。马尔库塞、E。弗洛姆，一直到当今仍然活跃在世界学术舞台之上的J。哈贝马斯，所有这些哲学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激烈抨击西方传统知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及其各种相应的影响入手，以具体研究社会哲学的某一个方面、某一种维度，而展开其具有“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批判性”社会哲学的——卢卡奇的“社会本体论研究”、葛兰西的“政治哲学研究”、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判启蒙和否定的辩证法研究”、马尔库塞的“单维度人研究”、弗洛姆的“自由”理论研究，乃至哈贝马斯那具有全面综合色彩的“社会理论研究”，无一不呈现出这样的“社会转向”，从而使这个学术流派变成了当今西方哲学界倡导社会哲学研究最为有力的派别。

（六）通过强调意义的解释和理解而引进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的“哲学解释学”

总的来看，尽管从F。E。D。施莱尔马赫开始，原来主要用于注释圣经的解释学就已经开始逐渐扩展其研究范围，逐步发展成为一般的解释理论。但是，真正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却是由W。狄尔泰、G。伽达默尔、P。利科等人组成的现代西方哲学解释学理论阵营。概略说来，无论狄尔泰那通过“生命史”来理解和解释“生命”的“精神科学理论”（Geisteswissens，即Humanities，人文科学）、伽达默尔那通过“前理解”（Vorverst?ndnis）、“视域融合”（Horizontversg）和“效应史”（Wirkue）论述的主体结合社会历史维度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过程，还是利科那通过把现象学方法与辩证法结合起来、贯穿于其语言解释学的始终而形成的，更加富有“兼收并蓄”色彩的“哲学解释学”，实际上也都是从批判西方传统知性主义的基本思维模式出发，力图通过引进历史维度、甚至包括力图引进社会维度，把“真理”的客观性与社会合理性结合起来的。因此，从个体对意义的解释和理解这个独特的角度来看，这个学术流派也同样展示了上述“社会转向”。

（七）阵线模糊、“破字当头”的诸多“后现代主义”

与现代西方哲学之中的其他绝大多数学术流派相比，“后现代主义”都可以说是人数最多、研究角度和方法最多样、研究对象和内容最繁杂、学术阵营界限最模糊的一个流派——一言以蔽之，“有一百位后现代主义者，就有一百种后现代主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简单列举其中几位具有世界性广泛影响的人物，来简单概览一下在他们的研究中出现的“社会转向”的基本趋势:无论是论述知识的“后现代状况”“合法性”和通过“实践主体”而“合法化”的J-F。利奥塔，通过对知识和真理的“系谱学”考察而揭示“知识即权力”的M。福柯，反对认为世界是等级体系而创立“延异”（differance）哲学和“欲望”政治学的G。德勒兹，论述人如何由“我在”经过“超在”（Autremere）而达到“他在”的E。列维纳斯，通过展示“逻格斯的历史危机”、以写作进行“解构”而强调哲学必须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的J。德里达，还是力图摧毁西方传统的“镜式哲学”、倡导实用主义的“无镜式”哲学的复兴、进而推崇“后哲学文化”的R。罗蒂，无一不是以非常极端地反西方知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方式，通过突出强调个体的某些方面，来引进社会、历史，乃至文化维度的。因此，尽管归结在这个名称之下的思想家们研究取向、角度、着眼点和具体结论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其反对“现代性”的极端倾向和走向“社会维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是非常明显的。

（八）近50年的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