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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带有社会印记而又充满虚幻说教的愿望（第1页）

二、带有社会印记而又充满虚幻说教的愿望

乌托邦的想象与宗教神学及其发展历程有很大关系，“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7]。而当人们的思想由现实转向神灵时，虚幻成为必然。“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藏中得到一点东西。”[8]这种迂回的方式是想通过“某种超验性的力量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由此人们便将自己的现实关系转化为某种形式的虚幻关系，自己的心灵也就寄托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没有意识到，“人所固有的本质比臆想出来的各种各样的‘神’的本质，要美好得多，高尚得多，因为‘神’只是人本身的相当模糊和歪曲了的反映”[9]。这个想象出来的异己对象很完美、很高大，以至于无所不能，它是救世主的形象和世界主义式的偶像。当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未来寄托于宗教神学时，“空虚早已存在，因为宗教是使人自我空虚的行为”，“宗教伪善、神学是其他一切谎言和伪善的蓝本”。[10]在宗教迷雾的笼罩下，“中世纪的思想均受到这样一种信念的钳制，即人是有罪的，生于斯世就灾难深重，轻如火花一般地飞升消失；世界终究会达其末日；地球上的生命并无自身的意义，不过是走向天堂或地狱的一种序曲”[11]。一些时候，它所标榜的慈悲情怀并不是和谐地表达的，它所宣称的济世妙语也不是文明地叙说的。这种状态，正如列宁描述的托尔斯泰文学中的矛盾一样，“一方面，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撕下了一切假面具；另一方面，鼓吹世界上最卑鄙龌龊的东西之一，即宗教，力求让有道德信念的神父代替有官职的神父，这就是说，培养一种最精巧的因而是特别恶劣的僧侣主义”[12]。为了掩饰自己的虚伪方面，统治阶级和宗教派别是煞费心思的，尽管宗教很虚幻，却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很现实。剥削阶级不遗余力地通过宗教表达一种愿望，那就是希望奴隶或工人做温顺的听话者，宗教成了安慰他们的思想蓝本。但是，主张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人却选择了另一种想象：“奴才们把一朵朵的假花装饰起来，借以‘安慰’被雇佣奴隶制的锁链束缚着的雇佣奴隶。主张解放雇佣奴隶的人，则从锁链上摘下装饰它的假花，使奴隶们更加自觉、更加强烈地憎恨他们身上的锁链，尽快地挣脱锁链并伸手摘取新鲜的花朵。”[13]两种思维、两种方法，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取向。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德国市民社会是在时代精神引领下以宗教改革的形式完成了自己的革命的，但包含着天才预见的“千年王国”并没有摆脱宗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