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乌托邦的内容:抽象的还是具体的
对于乌托邦,完全视为空想或虚幻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把所有的方面都奉为圭臬也必然会出现差谬。借用布洛赫的概念,可以将那些通过努力变为现实的内容称为具体乌托邦,而把那些难以企及的愿望称为抽象乌托邦。如果我们对形形色色的乌托邦做一分类,则可以有基于神学思想的想象、基于纯粹思辨的想象和基于现实的想象,它们分别表现为由命运支配的神人合一目标,思维支配的心物合一目标以及他者支配的人我合一目标。乌托邦的冲动具有两面性,可以是陈腐不堪的将人引向虚无的白日梦,也可以是斗志昂扬的创造新世界的白日梦;可以是祛魅和解蔽的动力,也可以是引起迷雾和困惑的酵母;可以把思想与现实缝合起来,也可以将希望转为失望。乌托邦既不是现实的“存在”,也不是脱离现实的“本质”,它表达的是人的本质与人的现实之间的张力状况以及缓冲这种张力的意向,它不应被视为理论归宿而应是叙事的起点。拿莫尔的《乌托邦》来说,其中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制度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描述,给人们展示了一个活灵活现的理想国度,不少方面是对当时社会的现实出路所做的对策性描述。共产主义思想也曾被资产阶级及其他反动阶级的理论家说成是乌托邦,《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初,欧洲的统治者及其拥护者惊呼“幽灵”的出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戒备之心从来没有减弱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蕴含巨大能量的“幽灵”理论,一旦在社会中蔓延传播,终将炸毁整个世界。“共产主义幽灵”的壮大与发展,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正确的而不是乌托邦。从1848年这个“幽灵”的出场,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幽灵”变为“现实”,一个活生生的事物从欧洲走到了亚洲和全世界,体现了无产者在一定程度上的真实联合,而反对阶级却把它列入空想之列,当社会主义的曙光在欧洲以及更大范围显示光芒时,支持者真切地感受了它的存在。
事实表明,一些乌托邦的想法是可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其空想特征的,抽象的内容也可以转化为具体内容。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这种“抽象”和“具体”也不是停留在哲学层面上的名词,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内容。马克思主义把未来的期盼建立在对现实的认识的基础上,包含着超越乌托邦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希望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实现无产阶级的愿望,这不只是在思想愿望上的表达,也是以实际行动走向人类解放的自由王国的表现,那种“只听钟声而不知钟声何处而来”的心境,是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真谛的。列宁在《两种乌托邦》中指出:“乌托邦的意思是没有的地方,是空想、虚构和神话”,并认为“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一种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愿望,是一种不以社会力量为依托,也不以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为支撑的愿望。”[18]这是就乌托邦本身的结构和前景而言的。在当时的俄国,自由派的乌托邦和民粹派的乌托邦都具有很大的**力,但也都是幻想和软弱性的产物,它们在群众中的负面影响又是不能忽视的。“自由派的乌托邦腐蚀群众的民主主义意识。民粹派的乌托邦则腐蚀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但它却是群众民主主义高涨的产物和征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高涨的表现。”[19]对这种充满虚幻的乌托邦要具体地看待,“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20],在列宁看来,民粹派的民主主义是在历史进程中由积极方面转向消极方面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剔除民粹派乌托邦中的糟粕,细心剥取它所包含的农民群众的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康而宝贵的内核”[21]。
对乌托邦的内容予以甄别,需要认识哪些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哪些是消极的和有害的。“积极”与“消极”的判识标准在于能否合理地把握今朝和预见未来,让人们学会希望,并且不会因为暂时的挫折而绝望,这必然是积极的思想。关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理论,不能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也不能完全认定在当下没有经验证明的就是无根据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形态的预测,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这也给我们提供了认识乌托邦的基本理路。“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22]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方法上的科学性、理论上的前瞻性以及实践上的革命性。“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23]这种从历史根据和现实社会中寻找未来社会发展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是积极追寻历史脚步的表现。一定程度上说,思想的魅力就在于经常性地存在着尚未实现的而又令人向往的东西,如果其中的内容很容易实现,那么这种理论会因为浅显直白而减损其吸引力。
从理论和现实方面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着理性的“冷流”和希望的“暖流”,其所论证的自由王国是我们不能放弃的梦想。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科学认识中国梦的伟大前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如何切实把这种意识上升为全国人民的意志并付诸实践。马克思在1843年给卢格的信中说:“我们的口号必须是: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24]我们现在讲实现中国梦,它不应该是沉思的知识,而应该是行动的指南。作为一种思想愿望,科学社会主义经常面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诋毁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质疑,这些都可能会窒息美好愿望的动员功能,甚至阻碍着它的实践历程。重新审视乌托邦问题的重要目的还在于正确认识共产主义目标,人类历史总是处在沉重的上升中,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长的道路,这种情况下,“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具有鼓励群众意志的作用,那种因为道阻且长而降低共产主义水准的想法和做法,是不可取的。尽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目标还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和理想是我们创造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我们没有理由淡化它的功能和前景。在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今天,不良意识试图摧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掌握历史和认识世界的意志和毅力,我们必须用共产主义理想凝聚和鼓舞人心。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人们的社会理想逐步接近现实,我们今天的中国梦也是在思想与现实的继承中创新发展的。“人们追求未来的理想,是古已有之的。古往今来,人们对未来理想社会曾有过种种设想和描绘。拿西方来说,古希腊就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后来有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其他学说。中国古代对理想社会的描述,集中表现为所谓‘大同’思想、‘大同’世界。这种思想的产生,如果从《礼记》所收的孔子门人作的《礼运》篇算起,时间可能比柏拉图还要早一点。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论断,使社会主义思想从空想变为科学。经过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经过一个漫长历史时期的艰苦奋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急于求成。在我们过去的建设中特别是‘大跃进’中曾经搞过的一些事情,就太理想化了,脱离了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结果吃了苦头。我们吸取了这种历史教训。现在,我们采取的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了,人民衷心拥护,取得的成绩也很大。”[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