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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科学文明板块的漂移机制（第1页）

第三节科学文明板块的“漂移”机制

如同地质学中的板块漂移一样，科学文明的板块也发生着“漂移”。只是这种板块漂移并不像地质板块漂移那样要经历数以亿计的地质年代、并发生明显的空间位移，而是在基本不变的板块空间构造格局中呈现出局部的扩张（或收缩）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从全球性的历史眼光来看，无论是人类文明的孕育、诞生过程，还是她在幼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不同文明板块的巅峰时期是在由此及彼、往返递进的波动中推进的。虽然人类文明的出现与发展可以有多个中心，但就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它总是表现为在若干个不同的中心之间发生重心的转移。因此来说，“文明的重心是一个时代文化水平的标度，它反映该时代文明进步的总趋势。由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是在各个中心之间以波的形式相互作用和相互推动的，因而，重心的位置取决于各种文明波动和汇流的总的指向，既包括精神方面的，也包括物质方面的”[43]。

在历史上，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注意到文明演进的波动性以及文明重心的转移现象。例如，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GiambattistaVico）、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等人把历史看作是生命有机体，认为任何生长着的文明都有其诞生、童年、成长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又都归于死亡。而在汤因比看来，虽然有些文明衰落或消失，但有些文明却在“挑战”和“应战”过程中顽强地存活下来，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拓展自身的范围和影响力。例如，上古时期的地中海诸文明经过不断地融合，最终发展出比较完整的希腊文明形态，到了“希腊化”时期，这种文明扩散到意大利半岛、欧洲西部、西亚和北非，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达到了它的巅峰状态。但随后开始出现衰落，其势力范围内的叙利亚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开始抬头，并从西亚往地中海世界进行渗透和扩散。经过一千年左右，最终将宗教文化扎根于西方文明之中，实现了文明重心的转移。

为了具体描述这种重心的转移或变迁，不少学者提出“知识型”“智力频谱”（merum）“文化周期线”（culturecycle）“长波”等概念和理论，并进行某种阶段性的划分。例如，福柯提出“知识型”概念并对人类知识发展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阶段划分。福柯认为，经过古希腊传统到希伯来—基督教传统，西方知识和西方思想不断分化、衍生，形成蔚为大观的复杂形态。而这个复杂形态是受到其内部深层结构的制约的。这个深层结构就是所谓“知识型”。按照福柯的“定义”：“知识型是指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是指在每一个话语形成中，向认识论化、科学性、形式化的过渡所处位置和进行这些过渡所依据的方式；指这些能够吻合，能够相互从属或者在时间中拉开距离的界限的分配；指能够存在属于邻近的但却不同的话语实践的认识论形态或者科学之间的双边关联。知识型，不是知识的形式，或者合理性的类型，这个贯穿着千差万别的科学的合理性类型，体现着某一主体、某种思想、某一时代的至高单位。”[44]根据这一定义，福柯把西方观念史、思想史、科学史看作是知识型转换的历史，是一个经历了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到现代知识型的转换过程，它们分别对应于相似型知识、表象型知识和有机结构型知识，且不同知识型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难看出，福柯知识型理论把后结构主义的方法引入思想史当中，是一种创新。但由于他过分强调历史进程中的“断裂”和“不连续性”，并侧重于将观念史的变化解释为所谓“话语实践”的转换。这样，文明世界要么被看作剥离了主体性的、由偶然事件拼凑而成的集合体，要么使这种转型缺乏历史本体的依据。更为重要的是，福柯的知识型划分仅仅局限于西方文明（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因而缺乏一种全球文明的视野。

另一个很有影响的关于人类文明或文化演化及其阶段划分的理论是美国科学社会学主要奠基者之一P。索罗金的所谓“智力频谱”理论。在四卷本的《社会动力学和文化动力学》著作中，P。索罗金为我们展示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1900年甚至更长时段的人类社会文化周期性“波动”的巨幅图画。P。索罗金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人类价值系统以及由这种价值系统为基础的文化系统的交替演进，在任何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一个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或文化类型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些在历史上发挥过主导作用的文化系统有三个：观念的（ideational）、感性的（sensate）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想的（idealistic）。而且，“每一种都有其自己的心态，有自己的真理体系和知识体系、自己的哲学和世界观（weltansg）、自己的宗教形式和‘神圣’标准、自己的是非体系、自己的艺术和文学形式，有自己的道德、法律和行为标准，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的主导方式、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最后，有自己的人格类型以及特殊的心态和行为”[45]。例如，“在一个诉诸感性的社会和文化中，基于感觉器官证据的感性真理体系必定起支配作用”[46]。它们能培育出经验主义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进而孕育产生自然科学。可以说，“真理的经验系统与科学的发现变动过程是携手并进的”[47]。就整个人类社会而言，上述三种文化系统及其各种具体的混合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中交替性地呈现出来，它们共同构成人类文化演进的“智力频谱”。

P。索罗金对人类社会文化演进的描述是着眼于大范围的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是力求从整体的高度把握一个时期社会文化的总的特征和形貌，所强调的是基本的取向和大致的相似性。然后才是在这个大的框架下讨论所要讨论的具体细节问题。我认为，这种宏观的方法正是从文明板块甚至从全球框架视野下揭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所必需的。尤其是P。索罗金通过观念的文化和感性的文化这样两个位于两极的文化形态以及中间阶段的诸多过渡形态来阐述人类文化的波动规律的做法，能够避免在阐述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时由于细枝末节问题而带来的麻烦。如果能将这样两种文化形态扩大到整个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板块来认识，我们也许就能发现人类科学文明演进的一些基本线索和基本规律。当然，P。索罗金的智力频谱理论也有不完善的地方。这个不完善的地方在默顿看来，是P。索罗金理论的明显的“唯心主义”倾向。例如后者将真理标准的不同归之于文化类型（文化心态）的不同，也没有很好地探讨不同文化类型和文化心态生成和转换的客观基础和社会存在问题，因此该研究“主要适合于对文化进行全面描述，而不适合于分析在同一社会中不同的存在条件与思想之间的关系”[48]。在我看来，P。索罗金的理论仍较多地将文化演进的描述局限于西方（虽然他也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印度、中国古代的技术与发明），而没有看到或较少将其他文明板块尤其是东方文明板块纳入到文明演进的过程中。这也是他的理论明显不足的地方。

我认为，人类文明尤其是科学文明演进及其周期性波动的主线条发生在东西方文明两大板块之间，虽然在不同的文明板块内部各自具有不同的演进轨迹，并构成不同的“亚周期波动线”。我们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历史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如前所述，古老的、原始的科学文明发生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传统意义上东方的文明古国中，尤其是古埃及、古巴比伦的科学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并对古希腊科学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刺激”作用。古希腊人吸纳了东方的各条知识之流，以理性的方式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希腊科学。到了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化的学术中，希腊成分占有压倒性优势，已经明显地不同于古埃及、古巴比伦时期那种直观的、形象化的、并且比较零碎的知识。它的特征是思辨性和较高程度的形式化、系统化，因而对人类的学术和知识系统来说，是一个进步。然而，到了古罗马时期，希腊的学术传统式微。虽然古罗马人创造了较为辉煌的技术成就，但那已不是古希腊的嫡传。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古希腊以来的科学和哲学精神已差不多消失殆尽了。西方从此开始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其中包括二三百年的所谓“黑暗世纪”。这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西欧的‘黑暗时期’正好与有些不久便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亚洲国家学术异常兴盛的开始期同时”[49]。这个时期，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不仅保存和翻译了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内的大量的科学文本，而且在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创造，在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医学和文法学等领域产生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如果考虑到成熟的中国科学文明的“勃兴”的时间要更早于这一时期，并早在阿拉伯科学文明之前就通过阿拉伯已经“西渐”了，那么整个东方科学文明对西方的影响所持续的时间要更长其程度要更为强烈。因为这个时候的情形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科学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50]。当然，从16世纪开始，文明演进的指针似乎又一次发生了逆转。“在公元第一千年期间，技术和发明主要是从东方传到西方的。直至17、18世纪，这个进程才倒转过来。”[51]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等的到来，科学文明的走向再次发生转移。到17世纪，西方科学文明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产生了所谓“科学革命”。这次革命的火焰一直燃烧到19世纪，它的光芒覆盖了整个文明世界。

萨顿指出：“每当一个民族退出这场竞赛时，总有另一个民族捡起这支火炬，继续进行人类的永恒的探索。”[52]他以精湛的科学史研究证明，人类科学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经验知识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希腊人建立的理性基础；第三个阶段是中世纪的宗教与阿拉伯实验科学对西方科学产生影响的时期；第四个阶段是16、17世纪开始的近代科学革命时期，是西方科学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本来萨顿的目的是要提醒人们，不可忽视东方科学文化在历史上的主要影响。其结果他发现了这种从东方到西方，然后又从西方到东方的“律动”过程。这个过程为一些研究所证实。以数学为例，按照数学史家李文林的观点：“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的地位。笼统说来，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地区繁荣起来；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而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直到现在，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53]这个交替演进过程与萨顿的描述基本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的周期性更迭。

为了更清晰地刻画东西方科学文明的交替演进历史进程，我对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格伦主编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中的有关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54]（见表2-2）

表2-2东西方科学文明演进“波动”状态统计表

从表2-2中可看出，东西方科学文明确实呈现“波动”状态，且反映出“优势半球”[55]与“非优势半球”更迭的一般规律。从历史阶段上大致划分如下。

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为东方（古埃及、古巴比伦）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有记载的科技成就36项，东方为32项，占绝对优势；西方仅四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前999年～公元450年：为西方（古希腊罗马）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77项，西方为48项，占据优势；东方仅为29项，为非优势半球。

公元451年～公元1450年：为东方（中国、印度、阿拉伯）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93项，东方为60项，占据优势；西方为33项，为非优势半球。[56]

公元1451年～公元1831年：为西方（西欧）优势半球时期。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共有534项，西方为532项，占绝对优势，东方仅为2项，为非优势半球。

仔细分析，还可发现这个演进过程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优势半球”与“非优势半球”呈不对称态势。即优势半球的“兴盛期”恰好对应于非优势半球的“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例如，欧洲近代的“科学革命”恰好对应于中国明清以后科技发展的“转型期”。在这里，转型期的科技发展并非完全停滞，而仅是相对放缓前进步伐。正如李约瑟所指出的，“停滞”一词根本不适用于中国，它只是相对而言：对一个更高层次的科学文明而言，原来曾经是先进的科学文明显得似乎是落后的东西了。[57]

第二，每一个优势半球的确立都经历了发育期、兴盛期和转型期（或相对停滞期）三个主要阶段（对于非优势半球则是兴盛期、转型期和复兴期三个主要阶段）。[58]所谓优势半球即科学文明的“重心”。这个时候的科学文明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并构成“高压”态势对处于非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进行渗透和影响。但是，对于上扬一方或处在高压一方的科学文明来说，并不是单纯的一方抛弃另一方，也不是所谓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截然断裂。对于上扬的一方来说，它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和优势的基础之上，吸纳异质文化的优长，达到扬长避短的目的。[59]

第三，在“优势”和“非优势”半球交替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时期。当“优势半球”的“极化”（单侧化达到兴盛时的表现）达到顶点时，它不仅不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反而成为科技发展的桎梏，毕竟它只是一种片面的、跛足的发展，因而它开始走下坡，逐渐进入相对停滞期。在这期间它开始吸纳对立面的积极因素，以弥补自己的不足，以待转型期过后，形成又一轮的兴盛期。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优势半球从转型期进入下一个发育期。对于非优势半球来说，经过较长时期的相对停滞和转型后，它便获得了上升的力量，开始由转型期进入复兴期。特别是在吸纳了对方面的“去极化”积极因素后，更加明显地抵消原有的残存的不利因素，一跃而获得新的发展力量，由“非优势”转变为“优势”。从表2-2中可看出，在转化的力量发生质的变化之前，对立双方经过一个“交叉点”（中介），这就是东西方科学文明交流的频繁期和大爆发期。这个时期也可称为东西方科学文明的“会合期”，其间的相互作用或交互作用最为明显。通常这个时期的传统科学文明模式尚未改变，而新兴的科学文明模式尚在形成之中，不会因为两种文明的碰撞而爆发“科学革命”。这个时期的科技成果数量是相对贫乏的。例如，在13世纪至15世纪，是东方优势半球转变为西方优势半球的过渡期，人类科技成果仅为14项，且东西方各自处于大致相当的水平上。

第四，存在两半球更迭的“时间递减律”。统计数据表明，第一个优势半球周期，人类用了三四千年，第二个优势半球（古希腊—罗马）用了1500年左右的时间，第三个优势半球（中国、印度、阿拉伯）用了七八百年的时间，第四个优势半球（西欧）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如果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算起，第五个优势半球（东方）可能要用150年到200年的时间。也就是说“东方科学文明的复兴”可在21世纪中叶完成。如果对这些数据做“理想化”的处理，大体上可呈现几何级数递减趋势，即按3200、1600、800、400、200年的频率进行。（见图2-2）[60]

图2-2东西方科学文明交替演进图

从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演进的角度来看待科学史分期，将改变我们的一些传统看法。传统科学史分期的观点主要有两种：第一，以单一的欧洲科学史、欧洲文明史的阶段划分为标准（至少以之为样例）。在一些教科书中基本上都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科学文明为标准，其他的科学文明或被忽视或至多被当作陪衬和点缀的对象。第二，以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标准划分科学史的各个阶段。具体表现为强调物质性的生产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影响，毫无疑问，强调社会结构（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的简单对应关系。这两种划分标准都有各自的不足：前一种观点忽视了其他科学文明尤其是作为整体的东方科学文明的地位与作用，后一种观点忽视了社会文化、社会心理给予科学文明的影响。它们两者共同的不足则是，忽视了地理—自然环境的基础性、潜在性影响。新的科学史分期理当按照上述科学文明板块交替演进的基本模式进行划分，至少可以做这方面的尝试。

最后解答一种疑惑。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科学文明要以地缘板块作为其基本单元？为什么科学文明板块构造呈现不均衡性和不对称性？为什么处于优势半球的科学文明会向非优势半球转化，或者相反？对于这类问题，曾有学者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角度探讨其成因，有的从所谓“宇宙法则”的角度来进行论证，还有的从思辨的辩证法角度给出说明。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有些不足：要么过分强调地理—自然环境的作用和影响，要么几乎完全否定人类实践活动以及文化对自然的反作用，成为“宿命论”者，要么过于笼统，缺乏实证性。在我看来，科学文明的板块效应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天文、地质、地理、生态等自然科学领域，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重点问题。重要的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板块性强调了地缘因素在长时段的结构性变化对科学文明创造活动给予的影响，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一个看问题的大视野，能够避免从单一的视角，如观念的、文化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自然环境的等方面作片面性考察。当我们从这样一个大视野进行考察与研究时，我们实际上是将经济基础的、社会文化的、生态系统的、神经心理的诸方面因素统一起来，采取一种综合性的策略。我想，也只有从这个综合大视角出发，我们才有可能获得比较满意的答案。

[1]此处参照阮炜的观点。之所以使用“文明体”一词，是因为每一种文明及其形态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大型的人类集团）在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环境下创造和形成的，因而除了具有精神性以外还具有自然性和实体性，并且表现为个体性或单元性。见阮炜：《地缘文明》，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2]我这里没有分别给出“科学文明”和“科学文化”两者的定义，而是在最宽泛地理解“文明”和“文化”两者含义的基础上来使用这两个概念。我同意历史学家P。巴格比（Bagby）、汤因比将文明和文化看成“可认知的研究领域”的观点。参见〔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19页。

[3]汤川秀树指出，自然科学是从欧洲发展起来的。日本在幕府末期开始大量引进欧洲科学。见〔日〕汤川秀树：《人类的创造》，那日苏译，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247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刘珺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