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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视知觉在中国古代天圆地方图式和星图构造中的作用分析（第3页）

[46]杨泽忠：《中国古代平面星图画法研究》，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

[47]中国古代对天空（主要是黄、赤道附近）划分的28个区域，它们各自所占的赤道广度很不相同，最大的井宿有33°，最小的觜宿只有2°；“四陆”的划分也各不相同。这种情况似乎是因为在古代天文学家看来，如果亮星对他们的目的没有用处，便舍弃不用。而且，古代天极附近的星都曾在不同时期充当过极星。这也许是古代运用散点透视法的又一证明。

[48]〔日〕山田庆儿：《古代东亚哲学与科技文化》，廖育群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第101页。

[49]刘兵、宋金榜：《科学史中关于视觉科学表象客观性问题的研究》，载《思想战线》2014年第4期。

[50]转引自盖建民：《道教科学思想发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95页。

[52]按照汉森的观点，当光子穿过大气层射入正常人的角膜、水样液、眼球晶体和玻璃体，最后落入视网膜上时，正常人看到的东西是一样的。且这个东西在视网膜上的映像无所谓真或假。我们关于世界的构造离不开我们的主体已有的认知构造。

[53]〔美〕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张功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89页。

[54]荆其诚等：《人类的视觉》，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第163～165页。

[55]〔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55页。

[56]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51页。

[57]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31页。

[58]〔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第167页。

[59]〔美〕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一册），张理京、张锦炎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第172页。

[60]〔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页。

[61]〔法〕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黄艳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213页。

[62]〔美〕托马斯·库恩：《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吴国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6页。

[6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1页。

[6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第51页。

[65]［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第65～69页。

[66]〔挪威〕托利弗·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273页。

[67]〔挪威〕托利弗·伯曼：《希伯来与希腊思想比较》，吴勇立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280页。

[68]参见肖伟胜：《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第89～91页。

[69]〔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吴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第67页。

[70]不过，苏佩斯选择了一条比较温和的路线。他说：“企图用一种统一的视觉空间结构来充分说明所有重要的实验结果的目标，似乎是错误的。只有一种多元的和片段的进路似乎才是可能的。”见〔美〕帕特里克·苏佩斯：《科学结构的表征与不变性》，成素梅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465页。

[72]〔美〕戴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王珺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第110～111页。

[73]陶建文：《视觉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125页。

[74]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话语，图形》（译者序），谢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75]〔美〕卡洛琳·M。布鲁墨：《视觉原理》，张功钤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56页。

[76]此观点为龙希在其《视觉科学发展中的复杂性、进展和误解：发现了什么？》一文中的观点。转引自〔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113页。

[77]根据法伊尔阿本德引述并赞同的观点，伽利略本人根本“不是一个伟大的天文观察家”！伽利略所作的月球图“和月球毫无相似之处”，其质量之低劣以至于人们有理由怀疑伽利略对月球和金星的观察究竟是一个想象力丰富的头脑产物，还是一个细致的眼睛观察的结果。见〔美〕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第109页。

[78]〔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196页。

[79]转引自〔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第615～616页。

[80]〔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第85页。

[81]〔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滕守尧、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第389页。

[8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第27页。

[83]〔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上海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著作编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8～9页。

[84]〔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33页。

[85]〔英〕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第32页。

[86]〔苏〕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第145页。

[87]以上这两段引文均引自（汉）司马迁撰：《史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中华书局，1959，第258页和第1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