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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汉语汉字发展的新途径（第1页）

八、汉语汉字发展的新途径

1。新式标点的使用

在新式标点的使用方面，圣经罗马字本应该说远远领先了时代。虽然这是汉语的罗马字表现形式，不同于汉字书籍，但必须承认，汉语罗马字是汉语言文字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早在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在台湾的荷兰归正会传教士已经将《圣经》译为罗马拼音字，史称“新港译本（StMattheninSinking-Formosan）”[64]。该版《圣经》的文字由荷兰文、英文与台湾方言罗马字组成，采用了横排方式，书前有用英文和荷兰文撰写的前言和介绍，圣经部分由荷兰文和台湾方言罗马字对照刊行。在圣经台湾方言罗马字这部分中，圣经个别词语没有完全译为罗马字，还用了英文，如阿门用amen，耶稣用Jesus。书中使用了西文书常用的横版本方式，也使用了西文标点符号，有逗号、句号、分号、冒号、问号和括号6种。

1853年，伦敦出现了由个人出版的《约翰福音》。这是第一本上海方言的罗马字本圣经，也是第二本罗马字本圣经。全书没有一个汉字，只有英文和上海方言的教会罗马字，也采用了横排方式。书前是用英文撰写的前言和介绍，圣经经文则采用了教会罗马字。全书采用了如西文书那样的横排方式，以及阿拉伯数字页码。标点完全采用了西文里的7种标点（句号、逗号、分号、问号，圆括号、引号和冒号），其中很多都是传统汉语言文字不曾使用过的标点。

1888年，美国圣经会出版了北京官话译本罗马字本《SINIOHTS'UENSHU》，除了沿用圣经罗马字本的横排方式和阿拉伯数字页码以外，新式标点的使用增加到了10种（新增加了感叹号、单引号和一字线）。

但是圣经汉字本对新式标点的使用方面，应该说是乏善可陈的，基本上落后于同时代的其他汉字书籍。据笔者所见，直到20世纪30年代，有新式标点的圣经汉字本才出现。与此同时，传统句读式的圣经汉译本仍然在大量刊行，远远超过使用新式标点的圣经汉字本。

2。汉语可以写成拼音文字

汉字是表意表形的文字，如何表现汉语的发音的确一直是汉语言文字的弱项。千百年来，汉语言文字一直没有发展出一套较为准确和科学的注音系统。传统的汉字注音方式，如反切等，则需要相当数量的汉字读音为基础，而且读者在使用时则非常容易出现错误。

传教士用罗马字母为汉字注音的方式进入中国人的汉语汉字领域后，汉语汉字也可以用拼音字母的方式来写了。汉语拼音字母的产生，使汉字的标音方法遂从“反切”一变而为“拼音”，“此诚汉语音韵学史上一大革新也”。[65]

这种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式源于明末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们撰写的《西儒耳目资》等书的目的就是为西方人学习汉语提供方便。虽然他们一开始还是局限于拼写人名地名等专名之类，在编写中外文词典的汉字注音范围中，没有出现过通篇全文的罗马字书籍，但就此引起了汉字可用字母注音或拼音的想法，“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66]。中国明朝的方以智、杨选杞等学者受到了启示，“遂给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开辟出了一条新路径”[67]。

自海禁大开以来，最先受到影响的就是外交、通商和传教。随着帝国主义的介入和支持，基督教的传教势力已经远远超过了明末天主教的能量。他们可以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接触他们想要接触的任何人。为了最大程度和最高效率地传播福音，为了让更多目不识丁的潜在基督教徒听到上帝的福音，他们采用了罗马拼音字母，在改革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的基础上，翻译出版了大量方言圣经和福音书。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罗马字拼音，不但用以出版了大量罗马字本圣经，而且本身也“成为一般不识汉字的民众用作通信、记流水账的普通记号”，也为后来的“民众教育家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打下了个坚固的基础”。[68]因此，传教士在如何辨别汉字的读音上，以及确立表达语音的符号上做出了贡献。

在中国汉字改革的各位大家看来，教会方言罗马字曾对汉字改革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方言教会罗马字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积极影响是：传播了汉语可以写成拼音文字的认识，并且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技术上提供了一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69]

3。汉字改革的途径之一

从清末开始的汉字改革运动，一般来讲分为三派：一为急进派，主张废弃汉字汉语而使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二为折衷派，主张依照西洋传教士所创的罗马拼音文字，制造字母代替汉文，或辅助汉文；三为稳健派，主张依照日本假名制度拼音简字，以改良反切，辅助读音。

1892年，中国人自觉进行汉字改革的“国语运动”揭幕了[70]，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卢戆章在厦门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拼音方案——《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厦腔）。这个以罗马字拼写汉字的“切音新字”，就是被教会罗马字的影响和启发后的结果。[71]卢戆章是出生于厦门的基督徒，在新加坡学过英语，长期帮助传教士编写中英词典和罗马字书籍，生活在罗马字（当地称“话音字”）极为兴盛的厦门[72]。他对教会罗马字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钻研，“专心增改”，制成了一套罗马字式的字母。他在爱国思想的驱使下，希望能找到一条使国家富强的道路。而文字的简便易学能让更多人识字，这样才能普及教育、振兴科学。在他看来，“外国男女皆读书，此切音字之效也”，而中国今天国势衰弱，只要文字一变，“何患国不富强也哉”。[73]“风云变幻的时代、基督教和西洋文化、流行已久的教会罗马字和民族传统的拼音方法反切，都与这个方案产生了密切的关系。”[74]它是清末汉字改革的第一阶段切音字阶段的第一个试验。而这个试验很快就在厦门风行起来，因为学他的切音新字，“只须半载便能执笔抒写其所欲言”。这种快速学习的方法也为20世纪的平民教育提供了一些启示和方法。

卢戆章的切音字方案引发了拼音方案的**。1896—1897年，仅仅两年时间，一下就出现了福建龙溪蔡锡勇的《传音快字》、江苏吴县沈学的《盛世元音》、福建厦门力捷三的《闽腔快字》、广东东莞王炳耀的《拼音字谱》四套方案。从1892年到发生辛亥革命的1911年的20年间，出现了至少28种拼音方案。[75]其中，采用拉丁罗马字体系的有：朱文熊的《江苏新字母》（1906年，在日本出版）；刘孟扬的《中国音标字母》（1908年）；黄虚白的《拉丁文臆解》（1909年）。这些意味着西洋人用罗马字母来书写汉字的方式不仅启发了中国人，同时也被中国士人接受，并且成为了他们改革汉语言文字的努力方向和方式，形成了所谓的“罗马字母派”。他们的共同目的就是用一种“切音”的工具，试图在表意的汉字之外，再创制一种符合汉语特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那烦琐难写的汉字，从而促进国民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发展，暂时还没有涉及文体的改变。

另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涉及拼音方案的人士多有基督教或西学的背景。王炳耀（字煜初）是民国著名外交家王宠惠的父亲，早年在香港传教。蔡锡勇毕业于同文馆，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日本等国参赞，平生多从事外交事务。沈学是教会大学的学生，《盛世元音》原稿乃用英文写成。梁启超为其做序时，还表示不要“备求”这位中文底子很差的人。

1918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了《注音字母》。这是一种与罗马字完全不同的“中体”拼音化。然而，尽管中体拼音化有了官方正式认同的结果，那些沿着西体字母路径前行的研究人员，仍然在坚持试验和发表“西体”的注音字母。例如，1923年，钱玄同发表了《汉字革命》，强烈主张汉字使用罗马字母；1923年，赵元任发表《国语罗马字的研究》；1923年，周辩明发表《中华国语音声字制》；1925年，许锡五发表《新文字制表》；张学载发表《国音及罗马字发表对照表之研究》，等等。这些都是清末切音字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为国语罗马字方案提供了基础。

当时的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为回应钱玄同的“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案”，于1925年9月至1926年9月，开会22次，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8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正式公布作为国音字母的第二式。“教会罗马字及国语罗马字都是拉丁化的先驱者。今天我们制订各区方言方案，仍须参考教会罗马字，并尽可能采用它们拼音法式的长处。”[76]

这些众多不同版本的拉丁罗马字方案，都成了源于清末的文字改革大潮的历史浪花，为20世纪50年代的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最终形成和落幕，提供了学习和效法的前期基础。而基督教最早涉及的拉丁罗马字母在汉语汉字中的出现和运用，也为汉字改革和汉语言的丰富做出了贡献。正如倪海曙所指出的：“教会罗马字运动最重要的贡献，是替中国的拼音文字运动奠定了‘拉丁化’和‘拼写方言’的道路。”[77]

[1][意]利玛窦：“内容说明”，《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2]JohnAlfredSilsby，RepeneralitteeonRomanization，RecordsoftheSixthTrieheEdualAssoofa，heldatShanghai，May19-20，1909，p。33。

[3]JohnAlfredSilsby，RepeneralitteeonRomanization，RecordsoftheSixthTrieheEdualAssoofa，heldatShanghai，May19-20，1909，p。33。

[4]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p。183-192。

[5]EugeneA。heBookofAThousandTongues，NewYork：UnitedBibleSocieties，1972，pp。85-86。

[6]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192。

[7]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p。174-181。

[8][美]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9]EugeneA。heBookofAThousandTongues，NewYork：UnitedBibleSocieties，1972，p。84。

[10]HubertW。Spilletted。，ACatalogueofScripturesintheLanguagesofdtheRepublia，HongKong：BritishandFy，1975，pp。166-167。

[11]慕稼谷是英国圣公会华中区首任主教，在杭州、宁波一带传教50年。他的儿子慕阿德（Arthuroule）也是传教士，后任剑桥大学中国语言及历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