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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第3页）

在商品世界中，发达的分工是作为前提存在的，或者更正确地说，这种分工直接表现在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上，这些使用价值作为特殊商品彼此对立并包含着同样多种多样的劳动方式。分工作为一切特殊的生产活动方式的总体，是从物质方面、作为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来考察的社会劳动的总体形态。但是，从商品的角度以及从交换过程内部来看，分工本身只在它的结果、在商品本身的分化中存在。[7]

e。艺术和文化特有的性质似乎证明了人类对自身本质（内在于人的本性——感觉和感情、需要和欲望）的占有属于创制之名下，而不是实践之名下（在严格意义上）。在特定的文化中，占有人的本质的是工作。然而，这个命题不能毫无保留地被表述或接受。占有是两种活动的结果，是这二者的统一的结果——甚至在这二者分离之后，这个统一仍然继续存在。我们必须区分对自然（外部自然）的统治和对自然（内在于人的）的占有。控制可以被运用于自然而不发展为对它的占有。一些社会强调占有（历史的例证即希腊），另一些则强调对自然的控制和人对人的统治（历史例证为罗马）。不同社会、文化和文明的各自的要素在这一点上区别明显。

我们同样不得不区分被控制（被统治或被占有）的部分和未被控制的部分。后者并不完全属于物理的自然的范围。同样，在人的范围内，存在一个他自己并不知道也没有控制的领域，不仅在公共的、集体的历史中，而且在个人心中。人的现实性的历史和社会的部分，应该被了解、统治或者占有；然而，另一部分则应该不被知晓，应该继续盲目运作，这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事实。人们创造了他们的社会和历史而不知道是如何创造的，这种创造方式的特征便是知识和无知、有意识的行动和盲目的冲动的矛盾混合。[8]

既然马克思熟悉希腊思想[9]，我们就可以设想他熟知原因与理性之间的著名区分：决定论、偶然事件和机遇、人类意志和人类选择。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这三种秩序之间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第三种秩序倾向于在并不吸收或者清除其他二者的情况下，在它们之上进行扩张和侵占。

一个被广泛认同的框架区分了实践的不同层次：基础或奠基（生产力：技术、劳动组织）；结构（生产、财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意识形态）。这个框架与马克思的一些文本相符。但是它涵盖所有的实践了吗？我们必须把它当作必要和充分的框架吗？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另外一个同样流行的框架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这个框架，经济生活被看作社会的解剖学，而社会学被视为它的生理学。这样的框架被僵化为教条，变成谬误。它们不考虑中介、侵占和相互影响，尤其是不考虑形式。例如，在前面提到的前一个框架中，我们该将知识置于何处呢？它与技术（因此与“基础”）和意识形态（因而与“上层建筑”）都密切相关。同样，语言、逻辑和法律属于哪一部分呢？两个框架都倾向于低估人类活动和人类与它们的工作之间鲜活（双向的）的关系的重要性。它们不考虑根本性的辩证“因素”，不考虑与需要相关的因素，也不考虑与工作相关的因素。简而言之，它们忽视或者破坏了实践概念。

在不拒绝逐层分析的前提下，我们将提出另外一个我们相信对马克思的启发而言可信的框架。实践有三个层次：重复性层次、创新性层次和在这两极之间的模仿性层次。在重复性实践中，同一个姿态，同一个行动，在被决定的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进行。模仿性实践遵循着诸多模式；它偶尔创造而不模仿——即在不知道如何和为何的情况下创造——但更多的时候，它模仿而不创造。[10]至于发明的、创造的实践，它的最高层次在革命活动中达到。这样的行动可以运用在知识和文化（意识形态）中，同样也可以运用在政治领域。然而，政治行动将所有部分的改变都集中和浓缩为一个总体现象——一个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和财产关系、观念和制度以及整个生活方式的革命。革命的实践将不连续性引进整个社会—历史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个量的方面和一个质的方面。技术、知识、物质性生产、一般生产力，在它们逐渐增长的同时展现了一种特定的持续性。社会的质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带有非常戏剧性的特点。它以倒退和停滞的时期为标志。它为社会存在注入似乎取之不尽的各种观念和形式。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根本性的改变、向前的历史性飞跃发生了。革命质疑社会整体，包括已经确立的形式和秩序，这二者不再代表不断增长的生产力。革命和类似的形式改变揭露了作为总体性的社会。因此，在它的变革过程中，封建主义逐渐表明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体系”。更近时代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情况同样如此。

诞生于增长并投入历史发展的革命实践，却总是轻率地跑到敌对的、保守的政治实践中去。后者寻求对已建立的形式、制度和秩序的维持。它试图坚持它们，要么通过重新调整以适应在增长过程中已经改变了的内容，要么通过否认内容已经发生任何改变。这样的努力，根据相关的不同群体、阶级和个人的政治力量，也许或多或少地成功了。彻底的改变通常是历史地被决定的，它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从社会的底层开始，通过作为整体的革命实践来实现；或者从社会上层开始，通过制度、已建立的形式和政治领袖这个部分的权威行动来实现（例如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俾斯麦主义）。只有前一种改变是决定性的，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消除过时的形式。第二种改变没有如此深远的意义，但在马克思看来，它们为更根本的变革铺平道路。

这里，我们面对着另一个根本性的观念。社会中的一切都是行动，人的本质是他所完成的东西。甚至出于历史必然性的工作都包含着对行动（实践）的依赖——如果从可能到现实的过渡是有效的，并由此为人类的主动性留下了空间的话。每一个可能性都提供给人类两种选择——更大的异化，或者祛除异化。异化，像其他任何过程一样，倾向于变成现实。祛除异化由反异化的意识的斗争来实现——一旦工人阶级出现在历史舞台，它便逐渐地自觉起来。社会的人从来都是善于发明和创造的；而他们从来也都是自己成就的奴隶。

实践的最高实现（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实践）并不排斥它所激活和证实的理论。它包括理论的决定和行动的决定。它拥有策略和战略。不存在没有预设目的的活动，不存在没有纲领的行动，没有一种被设想为可能和将来的政治实践。

现在，实践的概念和实际的实践应该开始揭示它们所包含的规定性的财富。我们不能被黑格尔的术语“规定性”（determination）所误导。虽然实践是被规定的，但它仍然是开放的：它总是指向可能性的领域。辩证地说，这正是规定性确切的所是：包含着肯定的否定，以可能性的名义否定过去，从而表明自身为总体性。每一个实践都有两个历史坐标：一个表示过去，表示已经完成了的东西；另一个表示实践展开的和将要创造的未来。规定性并不意味着决定论。在这一点上的混淆，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大量误解的根源。决定论是过去时代的遗产；它们是形式、体系和结构似乎未被损伤的幸存，将要被取代或者已被不完全地取代：它们对当下继续积极地发挥影响。决定论不排除机遇、偶然性事件或者个人和组织为摆脱这样的幸存物所做的创造性努力。

这是可能的，至少可将这些概念视为假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会研究形式的出现，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方式，以及结构反作用于过程的方式。变化过程的结果一方面回顾性地启发了后者，另一方面则修改了它们。然而，任何形式一旦形成，就耗尽了它内在的可能性（这总是被决定的，因而是有限的），而别的形式、结构和体系就会出现。这些从变化中诞生的“实体”无论是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中，努力生存，互相影响。社会学家有义务分析和详述所有这些相互影响；历史学家研究特殊的过程（因此是形式的起源和结构的形成），经济学家将特殊的形式或结构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诸多形式和结构的相互影响将它们引向终结。因此，社会学家将研究稳定的、平衡的结构，以及那些损害它们的因素：他将会根据这些结构和暂时的方面，辩证地研究已建立的“实体”。对实践的研究（包括我们所谓的创制方面），即对任何特殊内容的研究，都将导向形式的社会学。在我们看来，这是通过内在于方法的一个辩证的倒转来实现的。

从而，我们将一个特殊的领域赋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如果我们将自身限制在仍然能引起当代社会学兴趣的马克思思想要素的话，另一种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将不会超出一个学院和学术的框架。社会学家马克思，帮我们确定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视角。

这样一种社会学将会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部分。过程所产生的结构，内容所创造的形式，倾向于使它们（过程和内容）静止化。因此，对结构和形式的彻底批判，是内在于知识的，而不是将一个价值判断强加给社会学（正如一个价值判断可能被强加于一个事实的陈述之上一样）。实践的结果使人类异化，并不是因为它使得人的能力“客观化”，而是因为它使得创造力量停顿下来，妨碍了其向更高阶段的前进。因此，异化概念逐渐缩小为人与其工作之间关系的模糊称谓，但并没有丧失它原初的力量，而是变成了一种结构和形式的社会学的基本部分，变成了形式的瓦解和结构的消融的社会学的基本部分。

对实践最后的考察。“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11]受巴门尼德的启发，马克思写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他看来，哲学不能恢复思维和存在的统一，因为正是在二者的差异中，哲学找到了它的出发点，并且它自身也存在于这种差异中。理论难题的解决，是一个实践的任务。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理论的条件。唯一真正的实践是革命性的实践，它超越了重复性和模仿性的变化。“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2]它们的解决绝不是一个纯粹的观念性任务，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的任务，哲学不可能准确地完成这个任务，因为哲学将之理解为一个纯粹的理论任务。抽象地说，这些哲学的矛盾包括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对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主动性与被动性的对立。

[1]我们几乎不需要指出，这一点应用在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惰性行为”理论上。萨特误解了马克思对哲学的批判，忽视了这个批判是如何恢复感性的以及如何指出费尔巴哈人类学的退步的。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217～365页。

[3]马克思对需要自始至终的观察散见于他的著作中，从最开始（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最后（参见同样引自《哥达批判纲领》的第179页的段落）。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103页。

[6]可以顺便提一下，是巴尔扎克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资产阶级社会最好的社会学，他的出发点就是《民法典》。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1卷，444～4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8]与此相关的马克思的文本，最重要的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开始几页。

[9]特别参见马克思关于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博士论文，因为它讨论这些哲学家的唯物主义和他们的自由概念。

[10]参见《雾月十八日》的开始几页，关于模仿过去的历史行动，这种行动从著名的模式中借用它们的服饰、姿态和语言。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02页。

[12]同上书，306页。

[13]乔治·古尔维兹（Geurvitch）曾多次——特别是在他的索邦大学课程的油印稿中——指出了马克思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重要性。他论证的观点反对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条。我们在此采取的立场与他的立场不相一致。我们并不相信马克思的社会学几乎只能在其早期著作中找到。我们认为，在《资本论》中识别出其社会学的方面是可能的。我们同样不相信，马克思的社会学主要是出于一种回溯性的兴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