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强调了这个决定性的共同点之后,我们也必须考虑马克思针对黑格尔所实现的本质的、批判的转向。这种转向,我早就略有提及。
马克思并不接受黑格尔将人与“主观精神”等同的做法。马克思认为,人只是源于血与肉的本质,他不能被归结为纯粹的精神性,精神性不过是他的诸多属性之一而已。因此,对对象的加工也没有(亦如对黑格尔而言)使下面的意义一目了然:一切都是精神,劳动的个人与他所加工的对象之间不存在任何异己性,因为这二者在精神的辩证过程的更高层次的统一性中得到了扬弃。毋宁说,加工有益于人对自然的占有,有益于天然的、原本“异己的”自然的人化,因此,自然应当成为人的文化和故乡。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区别其实并不在于,黑格尔把纯粹在思想上、精神上克服现实、阐释现实视为劳动的最高形式,马克思所根本思考的则是具体的、感性的劳动,而是在于,黑格尔——也是在物质加工中——寻找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的意义,他把劳动视为实现人的精神化的手段(借助于与精神化相联系的禁欲),视为说明自然的精神结构的手段(通过证明自然形式的暂时与意识相对抗的外表的无效性);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有利于人对自然的占有以及自然的人化。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人类劳动的本质做了最为详细、最为具体的描述。我想在这里把它全部援引出来,以便指出,尚未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对晚年马克思来说绝不过时。那里这样写道: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黑格尔忽略了这个方面——作者注)。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通过人所实现的人的人化——作者注)。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黑格尔不会把劳动的这些原始形式称为“劳动”,因为它们还缺乏抑制欲望的特性,因而也就缺乏劳动者的精神化这一特性。就此而言,当黑格尔让劳动首先与统治一起出现时,他是前后一致的。——作者注)。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①
所以,与黑格尔相比,马克思也强调这一事实,即劳动(本身是理性的)始终具有物质的、自然的一面,它并不是纯粹的、独立于既有物质的创造,而是对自然的融合与同化。在对《哥达纲领》所作的批注中,马克思再次强调了人类劳动的自然制约性: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如:“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作者注)回避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一个人一开始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硬给劳动者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由于劳动的自然制约性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另一些已经成了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的人做奴隶……①
但是,不仅是劳动本身,就连占有对象化的物也同样是有意识的、物质的活动。认识一件劳动产品、一件文化用品的精神性或(马克思所说的)人性,并不足以使人以人的身份来占有它。占有伴随着一切——通过人的人化历史而发展和培养出来的——意义而得以实现。这是一种全面的、有意识的占有,亦如它是(与片面的、专门的、无意识的动物生产相对立的)全面的、有意识的生产一样。
与黑格尔一样,对马克思来说,人在本质上是劳动者、生产者,因此,马克思认为,只有在能够自由地劳动、自由地占有其劳动产品的地方,人才能是自由的。仅仅废除法律上的依附关系和“主人”的特权并不足够,因为它仍然允许无产者对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依赖性的存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奴隶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依然是不自由的。他既不能自由地支配作为其不可或缺的劳动资料的自然和生产工具,又不能顺利地占有社会劳动产品。
马克思用黑格尔的术语异化来指称这种依赖关系的结果。劳动者(人在本质上是劳动者)不能占有他的产品,对他而言,产品是异己的、敌对的,是属于他人的。因此,劳动者也不能把他的劳动视为自己人性的自由且本质的表达,对他来说,劳动就是由物质必然性所迫使的“奴隶劳动”,尽管他在法律上是完全“自由的”。于是,他最终与自己的人性相异化,因为对他来说,劳动(人的独特属性)变成了纯粹的延续肉体(因而是低于人性的、动物性的)存在的手段。①
我们来概括一下:
马克思和黑格尔都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只不过,黑格尔期望通过劳动来实现人的精神化,而且他已然把人的意识在精神上占有现实看作自由了;而马克思则强调一切劳动都不可取消的物质方面。只有当人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某一片自然,或者当这一片自然的所有者将其出让给他时,劳动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人能够全面占有他的劳动产品,能够用他的全部感官来享受劳动时,才有可能通过改变了的(变成了文化的)自然而实现人的人化。因此,劳动本身和对劳动产品的占有一样,也依赖于财产关系。无财产的劳动者既不能在他想工作时工作、做他想做的工作,也不能全面地占有他的劳动对象。因此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本身对他而言是异己的。随着与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的异化,他与他自身(自由的)本质也发生了异化。这些关于人化劳动的意义和条件的各式各样的观点,也导致了对理想的共同体秩序的各式各样的看法。
黑格尔的理想共同体②是自由国家,这种国家的公民赞同在立法中得到表达的共同意志,因为国家是“他们的精神的精神”,因为他们在国家的法律中重新找到了他们自己的、理性的(和普遍的)意志。如果人们使这种思想足够系统化,那么它就能够致力于为每一种国家秩序进行辩护。不过,黑格尔确信,在改革的普鲁士所努力趋向的立宪君主制中,(他所处时代的)理性国家秩序能够得到实现,每一个理性地思想的精神性的人都能够与现实相调和。
但在黑格尔的国家中,公民“自由”的前提条件在于:这些公民通过使自己“精神化”来实现自己的净化,进而去赞同他们的本质意志,并且趋向在他们自身中存在的、更深刻的共同意志。简言之,精神化的公民使自身与现存的宪法精神相同一,从而就自由了。然而,黑格尔通过诸如详细地设想这种精神化,赋予(在市民社会、“需要体系”中的)肉体个人的诸多需要以合理的活动空间等方式,使这种民主主义的唯灵论大大地弱化。但是,马克思的批判首先对准了这个原则。
马克思从其人类图景出发拒绝通过精神化来实现解放。在他看来,这就像通过精神化的劳动以及为这种劳动所要求的禁欲来实现人化一样虚妄不实。只有当人们不再为了赞成共同体而被迫把自己提升到抽象的公民高度时,他们才能实现具体的自由。那时,作为感性的、现实的个人,他们能够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而自由地发展。那时,共同利益不再作为国家法律而异己地(异化地)与他们对峙。马克思把这样的共同体——个人的这些全面的、具体的自由在其中成为可能——称为“无阶级社会”。只有当所有人都成为自然的共同所有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也“从属于他们”时,他们中的每个个人才能成为“共同存在物”,才能“在共同体中并且通过共同体”获得自由。精神性的公民与宪法的客观精神的同一,被无阶级社会中的具体的人与共同体的自觉统一所超越。
但是,方才被我称为“共同体理想”的那些内容,决不会被马克思作为理想的要求提出并在伦理方面加以说明。倒不如说,马克思坚信,他在其经济学著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发展趋向,共同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系统地来看,他的历史哲学(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得到支持并且进一步深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呼吁处于相同境地。但是,另外,人们也不能对这种“历史哲学构建”做出这样的设想,就好像马克思想借此来描绘一种我们只能被动观望的自动装置。毋宁说,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意义在于,它在无产者中生产出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发展趋势上涵盖了整个社会,在它的内部,利益的共性战胜了利益的对立,以至于它能够自觉地联合成为团结的共同体,并且能够基于这种联合而成为革命的具有自我意识的集体主体。因此在这里,辩证的过程就在于下面三个决定性阶段:
首先,在于由内在于历史进程的客观理性所决定的无产阶级的形成(一方面),以及有可能全面地满足需要的现代工业生产(另一方面);
其次,在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
最后,在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以及继而进行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历史规划,在这一规划中,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被改变了。
于是就涉及双重的辩证转变。
首先,涉及客观情境在关于这一情境的意识及其意义(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的转变。
其次,涉及革命实践(一个物质的、客观的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转变。
当马克思意识到社会进程的客观地存在(或者“形成”)的意义时,他想借助于他的大量著述与演说来推进第一种转变。第二种转变则只能由集合主体(无产阶级)自身来实现。马克思的思想把全部现实视为一个统一整体。正是这个处于发展中的社会历史整体被马克思所意识,也正是这一整体为实现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奠定了基础;正是这同样的历史整体,才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实践”,并据此而行动。
马克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