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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权利正义观人性论与历史观（第5页）

[126]一些人据此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使每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的“丰裕社会”，它消除了所谓的“正义环境”或正义条件，从而使任何正义原则和道德规范都变得多余。而在杰拉斯看来，可以把人的需要区分为“最低限度”的需要、“无限和灵活”的需要和介于二者之间的“合理的”需要。显然，标志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丰裕概念所指的，既不是第一种情况，也不是第二种情况，而是也只能是第三种情况。因此他认为：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对于‘必然王国’持续的反映预示着一种更加适度的共产主义丰裕的想象”，“这是相对于‘合理’需要的某一种标准的丰裕，不论这种‘合理’需要多么广泛和丰富，对于无限丰裕的幻想来说，仍然是不充分的”。（[英]诺曼·杰拉斯：《关于马克思和正义的争论》，姜海波译，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193～19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笔者以为，如果把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作为衡量物质财富是否丰裕的标准，就完全颠倒了人的需要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因为，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的需要，正是物质生产把人的需要和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从物质生产来看，一方面，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可以满足的人的需要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生产关系（包含狭义的分配关系）决定着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具体方式。决不存在超越物质生产和生产力发展的人的需要。否则，就决不是合理而现实的需要，而是一种抽象的需要，是毫无社会意义的个体任性和欲望。马克思对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的强调，其着眼点与其说是人的需要的满足，毋宁说是共产主义社会与以往一切社会相比在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上所取得的历史性突破；其理论意旨与其说是在具体描述人的需要得以满足的情况，毋宁说是在本质地揭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1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5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1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3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4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5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1、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6]参见王峰明：《经济范畴与“形式规定”——马克思经济学本质观的哲学基础和当代价值》，载《天津社会科学》，2014（2）。

[1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1、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1～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2、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3、303～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5～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4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1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5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1]马克思讲道：“有人这样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因此，“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而“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221～222、203、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62]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围绕“塔克—伍德命题”展开的讨论中，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人”与“非人”、“人性”与“非人性”这样的二元解释框架中难以自拔。凯·尼尔森就是其中的典型，在其论述中，像“非人性”“丧失人性”“非人性的境况”“不合人性的方式”这样的词句频频出现，甚至企图在其早期“异化理论”的地基上建构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加]凯·尼尔森：《马克思论正义：对塔克—伍德命题的重新审视》，林进平、郭丽丽、梁灼婷译，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22、223、208、219、310、30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笔者以为，尼尔森等人之所以陷入抽象人性论，根本原因在于对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错误理解和盲目排斥。尼尔森认为，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以及经济基础需要上层建筑”，这是“一个社会主义批评家能够强调而且应该强调”的“事实”。（[加]凯·尼尔森：《马克思论正义：对塔克—伍德命题的重新审视》，林进平、郭丽丽、梁灼婷译，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2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胡萨米也认为，政治会对经济等“社会子系统发生作用”，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美]齐雅德·胡萨米：《马克思论分配正义》，林进平译，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7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介于二者之间，伍德虽然承认决定论，但却用“生产方式”决定论排斥“经济决定论”，而他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与马克思相去甚远。（[美]艾伦·伍德：《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林进平译，见李惠斌、李义天编：《马克思与正义理论》，8、1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