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及其解释[52]
一
现在,马克思的学说已经成为进步人类的伟大财产。许多有思想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倾向如何,都感到需要占有这份思想财富。例如,比利时的天主教哲学家A·德·威廉斯说,马克思主义是“现在以负责的态度对一切事物进行判断的唯一政治哲学,是以事实的名义发言的、对一切事实进行考察的唯一哲学,是理解政治和历史不可分割的唯一哲学”[53]。日益增多的这种说法,并不是虚伪的奉承,而是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这一事实的承认。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要求,在这里决不等于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去解决社会政治问题,那无疑地会对这种学习的性质产生影响。但是,那些虽然跟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却强调它的一般科学意义,首先是它的方法论意义的学者,他们所说的话还是不难理解的。例如,美国哲学家K。A。梅吉尔说:“我认为,对马克思作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解释,是今天哲学的主要任务。”[54]梅吉尔并不理解,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解释,是根本不可能的。耐人寻味的是他为什么没有提出如下的问题:创造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可能的吗?提出这样一个任务难道不是空想吗?不言而喻,这是一种空想,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反映的不只是梅吉尔一个人的意见,而是一定的社会需要。
196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会议,来隆重地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本人也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得以亲眼看到承认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认识到忽视这一学说就不能发展科学,是绝大多数严肃的研究者的立场的显著特征。但是,不出所料,这一事实使得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的资产阶级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哲学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共产主义学说对立起来。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立场总是企图使马克思主义中立化,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调和起来,这是毫不足奇的。法国人格主义哲学的指导者E。穆尼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写道:“今后数年的任务,就是要使马克思同克尔凯郭尔调和起来。”[55]大家知道,克尔凯郭尔是宗教思想家、唯心主义者、现代存在主义的先驱之一。他之所以批判资产阶级社会,是因为这个社会使大量的人不信宗教,养成追求发财致富的精神,破坏那种认识到人生的无常、必死的命运和悲剧性的不协调的乐天知命的生活方式。那么穆尼埃到底为什么主张用克尔凯郭尔的宗教的、主观的、厌世的学说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呢?这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作科学的理论和科学的世界观,而是看作缺乏宗教气氛和主观性的信仰体系。当然,要把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不管是穆尼埃还是其他哲学家都没有解决他们提出的这一任务。但是他们一直不甘心放弃这个想入非非的问题。几十年来他们一直要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跟以往所有的(包括进步的在内)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学说具有原则性区别的。在马克思以前没有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学说,只停留在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上,而没有看到社会生活的特殊的物质基础。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跟辩证法也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马克思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他们虽然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但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是经济的唯一合理而必然的组织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规律的崭新的经济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我们之所以重复这些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形成过程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为了强调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一下子就创造出后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学说的(这一点虽然如此清楚,但是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却不一定是任何人都理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的19世纪30年代后半期的文献中,是作为支配这个时代的社会生活的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的进步代表者出现的。历史事实证明,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于1842年的、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的出发点的哲学和政治立场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前史”的结果。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和马克思的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是这一过渡的完成。
但是必须看到,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的终结。通过对于在这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多少与之发生过关系的各种哲学学说的斗争,从理论上论证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是这一革命过程的第二个主要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初的一部卓越著作《神圣家族》,还不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是《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
研究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成过程就可以知道,不仅跟以往的哲学,而且跟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发展初期的哲学观点具有原则性区别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是怎样创立起来的。这种区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历史地产生的,它首先作为否定传统意义的哲学的**表现出来。但是这一点决不是可以一目了然的,而只有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
否定的辩证性质在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已经被揭明和认识到了:否定同时还意味着否定的“扬弃”,即包含着历史的和逻辑的继承性这一因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不外是这样一种学说的生成过程的各种特殊矛盾的解决:用列宁的话来说,这一学说不仅直接继承了19世纪初最卓越的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理论,而且对这些理论进行了辩证的否定。这是为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学说本身的发展所历史地作好了准备的否定,但是,对这些理论的否定同时也意味着对这些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直接先行于它的各种学说之间的辩证的继承关系,并不是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里蹦出来那样产生出来的。这种关系只有通过矛盾和斗争以及对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克服,才能逐步地形成和确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而且有些马克思主义者,也往往曲解或误解这一点。有些人在马克思主义跟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方面过分夸大继承性这一因素,另一些人则相反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对先前的哲学的否定。这两种人都由于对继承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作了片面的、非辩证的理解,因而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所完成的哲学的革命变革的积极内容。为了避免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片面的态度,首先必须放弃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对旧意义的(亦即作为与具体科学和实践相对立的“科学的科学”的)哲学的抛弃,是同对人类哲学遗产的革命的、批判的吸收不可调和地对立着的。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成过程的时候,我们不应忽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这样我们就不仅可以弄清楚一定的年代顺序,而且可以判明前面已经说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达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事实。
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几乎总是主张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所写的著作和他青年时代的著作)都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拒绝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以区别。他们当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认为,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有对他们以前的哲学信仰加以清算的必要。
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实质上摒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这一概念本身的观点的毫无根据,而且可以把这一概念本身加以具体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第一部分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写的,第二部分标志着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过渡的开始,第三部分是这一过程的完成,第四部分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论证。因此,不仅必须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区别开来,而且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各个早期著作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在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如下一些早期著作时,要划出这种界限特别困难:在这些著作中虽然已经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但是与此同时也保留着一些还没有克服的旧观点。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作为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而出现。但是,这些新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明确的表达,还没有采取与内容相符合的论述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他的哲学立场是彻底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而这种立场“既有别于唯心主义,也有别于唯物主义,同时是把它们二者统一起来的真理”[56]。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另一个地方说,在未来的社会(他在这一时期还用“社会状态”这一极不明确的用语来表示未来的社会)中,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对立将要消失。[57]但是,深入地分析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作者的哲学立场就可以知道,他还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地方把“为真正的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看成是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并且一再强调自己赞同费尔巴哈。[58]由此可见,马克思把真正的唯物主义跟以前的非真正的或者并非完全真正的唯物主义学说对立起来了。认真地研读一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关于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统一起来的说法,实际上指的是必须把唯物主义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们所创立的辩证法结合起来这一事实。
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单是承认在这些著作中存在着错误的命题和矛盾,还是十分不够的。为了理解这些往往揭示出(固然是间接地)极其重要的真理的错误,必须考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倾向,即他们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但是许多研究者往往引用马克思的上面那句话得出如下的结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既否定了唯物主义,也否定了唯心主义。这种提法是极其肤浅的,因为在下结论以前必须首先弄清楚,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称之为唯物主义的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他所使用的“唯心主义”这一术语究竟包含什么内容。把马克思后来达到的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解(即理解为两个不可调和的哲学派别)强加给他的早期的未完成的著作,是错误的。
我们希望下面的叙述将可以证明我们得出的如下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们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甚至矛盾,而这种表达形式大都属于已被马克思克服了的那些哲学学说的东西。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马克思把自己的实质上已经是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成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统一”,就是表明这种不一致的一个例子。为了弄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一命题的真正含义,在下文中我们还要反复考察他们的早期著作的这一特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尽管包含着矛盾和错误,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天才的作品。在研读这些早期著作时,首先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这种不一致,否则就很容易忽略甚至误解一些具有崭新内容的命题的客观意义。但是要充分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单是把这些新内容同跟它不一致的表达形式区分开来是不够的。大家知道,形式是本质的东西,不确切的表达形式并不是跟内容无关的。存在着这种形式一事证明,新内容还未十分确定,还没有同产生它的哲学学说完全划清界限。因此,对于包含着尚未彻底死亡的旧东西特征的这种新内容,必须进行批判的分析。通过这种分析就可以弄清楚不确切的表达形式的决非偶然的(亦即并非单纯出于主观的)性质。
不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的读者,也许觉得以上的议论过于抽象。特别是当读者还不了解这些早期著作虽然是未完成的,却是天才的作品的时候尤其如此。为了去掉这种印象,我们在作进一步的论述以前,先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区别,以证明上文中所表述的一般意见。这虽然会使这篇绪论的篇幅增大,却可以使往下的叙述容易理解。
大家知道,异化问题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通过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揭示了私有财产的本质,揭示了阶级对立、剥削、社会关系对人的统治等的历史必然性和暂时性。马克思把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东西转化为与之相对立的、异己的、与人相敌对的东西这一事实,把人的自主活动由于人本身的活动而为既非偶然亦非任意的、迫切必要的活动所压抑这一事实,称之为异化。
大家知道,异化这一概念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学说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思维既不是有组织的物质的属性,也不是头脑的机能,更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一切存在物的内容、本质、实体。黑格尔根据这个唯心主义的前提,认为一切事物不是思维,就是思维的产物——异化。因此,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绝对理念,亦即神化了的思维的“异化”。虽然如此,黑格尔的异化学说,除了这个唯心主义的、神学的方面以外,还具有实在论的特征。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中把历史上的各种各样的奴役形式看成是异化了的人的关系。
按照费尔巴哈的学说,人的本质的主要异化形式是宗教。宗教意识是人关于人的本质的幻想。宗教幻想把这种本质作为超自然的东西放在世界之外。这样一来,人的本质就转化为与人有别的、超越于人的、给人以恐怖和希望的东西。宗教观念之所以能支配人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人要向自己膜拜、祈祷并且害怕自己呢?对于这些问题,费尔巴哈并没有明确地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马克思并不否定人的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的存在,而是努力揭示异化的不以意识为转移的物质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他最终制定了“异化劳动”这一概念。这个概念当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所没有的。因此,生产方面、经济方面的异化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
马克思通过对私有财产产生原因的研究,发现了“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现象。于是,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经济学。尽管这样,马克思所制定的“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却不只是经济学上的概念,而且也是哲学上的概念。他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经典的明确性表述了这一概念的经济内容:劳动产品同生产者的异化,生产活动本身的异化,奴役人的异化了的社会关系。至于说到这一概念的哲学内容,那么暂时还像费尔巴哈那样解释,即把“真正的”人的本质同现存的社会关系对立起来。但是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考虑的不是封建的社会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马克思把异化说成是“人的关系的非人化”[59],说成是使“人的本质对象化为非人的”[60]那种不符合人的本性的社会关系形式。人的本质被理解为属人存在物的各种“自然的”、“本来的”规定性的总和,也就是说,被理解为虽然存在于人类历史中,但却被压抑个人自然需要的“非人的”敌对社会关系强制加以歪曲的所谓预先给定了的东西。
对奴隶制、农奴制等劳动人民奴役形式的唯物主义理解所固有的历史主义原则,可以作如下的区分:符合人的本性的和不符合人的本性的,亦即“自然的”和“非自然的”。正如历史唯物主义所证明的,人的本性或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问题不在于人的“自然的”本性和“非自然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而在于社会的、为历史所规定的社会关系本身的矛盾,例如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虽然把经济学上的异化概念和哲学上的异化概念加以区分,但是二者同时也是互相补充的。所以,“异化劳动”也被说成是“劳动者自身的丧失”[61]。私有财产既被看成是经济关系,又被看成是使人成为“异己的和非人的对象”[62]的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无产阶级的状况,不仅可以用经济学的术语来描述,而且也可以用“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63]之间的矛盾来描述。但是,正如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已经论证了的,把人的本质跟形成这种本质的社会关系对立起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在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年后所写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了费尔巴哈关于孤立的、一成不变的个人的思想,他说道:“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4]
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已经作出了“异化劳动”这一基本经济现象的天才发现,那么作为这里的问题的哲学上的异化概念也就没有加以考察的必要了。但是,异化不仅是对抗性社会的经济现象,而且是政治现象、精神生活的现象。把哲学上的异化概念看作是一种不确切的表达方式,就意味着忽略了这一概念的另一个不次于经济的重要的、现实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在谈论人的本质、人的本性的异化时,首先考虑的是劳动并不仅仅是给人提供食物的活动,劳动归根到底是形成人和人类的全部历史的活动。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十分清楚地表述了这一基本观点。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劳动才是人的本质,而劳动的异化才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因此,人的本质的异化这一哲学概念,跟“异化劳动”这一经济学概念具有同样丰富的内容。所以,即使是确实使马克思的发现的真正意义模糊不清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用语,也不应当把它仅仅看成是马克思不久以后加以摒弃的表达方式的缺陷,而应当把它看成是有助于从哲学上理解异化问题的现实意义的积极的东西。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马克思的早期著作,特别是1932年正式发表的《经济学—哲学手稿》(本书中大多地方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代。——编者注),越来越引起研究者(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们把马克思的这部早期著作同他后来的主要著作明确地对立起来。这些敌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说他们完全赞成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而不赞成马克思后来创立的经济观点和政治观点的体系。据这些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们说,青年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而创作了《资本论》这样一些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马克思则是一个不关心人的活生生的感性本质、个性和主体性的经济学家。
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同他的主要的经典著作对立起来,这不过是妄图用马克思后来放弃了的或者作了本质修改的早期著作中的观点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这样的对立,归根到底就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经济论证,特别是要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按照他们的观点,人道主义就意味着否认阶级斗争,意味着把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人的共同性加以绝对化。因为所有的个人都是具有共同的、本质的人类学特征的、感性的、总有一死的生物。在这种观点看来,人们的共同利益较之局部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占据更重要的地位。这种世界观的特征就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因为它有意识地撇开了人的历史的、社会经济的特征,而把这些特征蔑视为无足轻重的、次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他们却毫无根据地把这种立场强加给青年马克思,指责马克思后来改变了这种立场,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去了。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人朗兹胡特和迈尔曾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主要优点是,它把社会主义改造不是解释为对剥夺者的“粗暴的”剥夺(即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解释为“人的本来目的的实现”。必须指出,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的一般早期著作的这种解释,毫无疑问是违反事实的。马克思在这部手稿里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论证了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必要性。
朗兹胡特和迈尔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找到那里所没有的超阶级的伦理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包含的费尔巴哈的哲学人本学的人这一概念的各种要素为根据的。按照这一概念,单个人的主要东西就是他的感**、个别体验以及年龄上和性别上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否定单个人的人类学特征的存在,但是,早在史前时代就已基本形成的人的人类学特征,完全不足以说明人类的史诗即世界史的主要历史时代,以及社会的一种类型同其他类型的质的区别。奴隶制和农奴制存在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费尔巴哈在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曾经论证说,从人的主要人类学特征来看,贵族和他的农奴在本质上是丝毫没有差别的。这不仅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进步的。但是,费尔巴哈未能说明为什么尽管存在着人的人类学的一致性,却还存在着贵族和农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原因。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给了这一问题以正确的解答。
由此可见,虽然人们往往把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内容归结为哲学人本学,这种哲学人本学却没有为理解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进步、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人类的历史前景等提供什么线索。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们逐步地克服了哲学人本学,暗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为社会历史过程提供了科学的说明,而且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说明了单个人的主要人类学特征的产生。
显然,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赞扬以至“崇拜”青年马克思,决不等于承认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这种赞扬和“崇拜”不过是与作为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形式。例如,民主德国的信仰神学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家E。蒂尔所说的“青年马克思是现代的发现”[65]这句话,就必须从上述角度来加以考察。E。蒂尔所说的“发现”指的是什么呢?显然,还没有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那个时期的马克思,既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者。所以,资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一面承认这一事实,一面又根据这一事实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说,马克思(当然是青年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从这个立场出发,他们把马克思在哲学、经济学和共产主义方面的经典著作,看成是这一学说的退化。
E。蒂尔十分仔细地把青年马克思的一些跟马克思后来创立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不一致的论点摘引了出来。他通过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为他的这样一个显然十分荒谬的论点提供论据,即马克思是唯心主义的哲学人本学的创始人,是存在主义的始祖。E。蒂尔把“人的本质的本体论”学说强加给马克思,而“自然的东西和社会的东西的基本的等同化”,亦即把“对象性”解释为“人的本质的必然的现实化”这样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就是从这一学说中产生出来的。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就是把青年马克思跟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