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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江到东北古代东亚世界文化交流之一例（第4页）

[54]《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55]参看郭珉：《鸭子河诸说之评述》，载《北方文物》1996年第4期，73～76页。此文将前人关于鸭子河考订的结论分为七类，最终支持第七种说法，即嫩江下游及东流松花江西段说。

[56]《武经总要》前集卷22《蕃界有名山川》，1122页。

[57]《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6177页。

[58]《金史》卷24《地理志上·北京路》，5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5。

[59]《辽史》卷37《地理志一·上京道·长春州》，445页。

[60]《辽史》卷16《圣宗纪七》，192页。

[61]《辽史》卷32《营卫志中·行营》，374页。

[63]以上论证的各河流最初的名称，或者说狭义的本名，但不能忽视这些概念的混乱复杂之处。比如，改名鸭子河为混同江以后，鸭子河旧名仍常见于史。如“清宁四年（1058），城鸭子、混同二水间”（《辽史》卷98《耶律俨传》，1415页）；又如，混同江与疎木河也同时出现，见下正文所引。

[64]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7《岁时杂记》“长白山”条，贾敬颜、林荣贵点校，2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岁时杂记》一篇，多抄自洪皓《松漠纪闻·续卷》。

[65]洪皓：《松漠纪闻》，瞿立伟标注，40页，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66]《四库全书总目》卷99《子部·兵家类·武经总要》言其“至于诸蕃形势，皆出传闻。所言道里山川，以今日考之，亦多剌谬”（中华书局缩印本，838页）。诚然，如《武经总要》言鸭子河“在黄龙府之西，大水泊之东”（第）便绝不可解。但至少有关长白山这一段是可靠的，否则不会被《元一统志》《明一统志》，甚至最熟悉此地的《满洲实录》的编者所接受。

[67]《辽史》卷38《地理志二·东京道·宾州》，470页。

[68]《辽史》卷61《刑法志上》，937页。金毓黼也认为“东丹既建，仍用渤海之制，以治其土，臣其臣，子其民”，见氏著《渤海国志长编》卷4《后纪》，转引自魏国忠等：《渤海国史》，56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9]这与辽太宗在灭晋后所改的年号“大同”，思路是一致的。

[70]参看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见氏著《辽史从考》，36～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傅先生此文对辽代四时捺钵的地点、活动、政治功能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认为“此乃契丹民族生活之本色，有辽一代之大法，其君臣之日常活动在此，其国政之中心机构在此”。不过傅文对捺钵地点选择与辽境内外异民族的关系似乎未曾注意，因而本文所论尚可附之骥尾。辽代皇帝的春季巡幸频率最高的地点除了混同江、鸭子河、纳水、春州、鱼儿泺（傅文以为即鸭子河泺）一带外，尚有鸳鸯泺一地。鸳鸯泺处在南京析津府至内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今张北县境内，可能与沟通草原上活动的阻卜等民族有关，有待进一步讨论。

[71]《辽史》卷4《太宗纪下》，48页。

[72]《辽史》卷68《游幸表》，1037页。

[73]《金史》卷1《世纪》言“生女直地有混同江、长白山”（2页）。

[74]《辽史》卷15《圣宗纪六》，170页。

[75]《辽史》卷15《圣宗纪八》，199页。

[76]《辽史》卷27《天祚帝纪一》，326页。舞蹈是臣下表示效忠的动作，渊源已久。在天祚帝的一次头鱼宴上，有一个坚决拒绝舞蹈的女真酋长，引起天祚帝的猜疑。此人宴归之后，“疑上知其异志，遂称兵”（《辽史》卷15《圣宗纪八》，199页），他就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这一小插曲也足以说明混同江钩鱼是件严肃的政治活动。

[78]女真语见DaheSino-JurVocabularyoftheBureauofIers，Bloomington：Indiay，1989，pp。161，162。满语见中嶋干起编：《電腦處理御制増訂清文鑑》第1卷，114页，東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1993。

[79]洪皓《松漠纪闻》言“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29页），“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30页），可见一斑。另，唐长孺先生曾论及：“金太祖时，女真人通晓契丹字者甚多，而晓汉字者实寡。”见唐长孺：《论金代文字之废兴及政治影响》，收入氏著《山居存稿》，4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80]乾隆皇帝《御制松花江诗》自注云：“松花江以松阿哩乌拉得名，松阿哩者，即国语‘天河’也。”见《钦定满洲源流考》卷15，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个词的语源，可能是Sungari〈*tsungari〈t?ngri。

[81]今天东北所有称江的大河，无一不与长白山有关，都经由名称从干流向支流推广的过程而来，此处限于篇幅，不赘论。

[82]《金史》卷35《礼志八》，819～821页。

[83]需要说明的是，《满洲实录》所转写的“giyang”在意义体系虽然源远流长，但是它的读音是晚近的，按照《切韵》音系，江字属于开口二等字，南朝和唐初的江字是不可能有i介音的。根据王力先生的拟音，江韵的介音在宋代是e，在元代变为辅音性的i。也就是说在明清之际江字的发音应该是kia?，蒲立本所拟的元代北京音同此（参看E。G。Pulleyblank，LexiofRestruunEarlyMiddleese，LateMiddledEarlyMandarin，Vancouver：UBCPress，1991，p。149），这与《满洲实录》所记载的gyiang完全一致。到《满洲实录》的时代，受唐宋以来通语的影响，东北的江字读音中增生了i介音是很自然的，并不影响江作为整个概念体系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