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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认知不对称性的哲学分析（第1页）

第三节认知不对称性的哲学分析

列宁指出：“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37]同样地，科学认识（认知）不对称性也需要辩证法加以辩护。

首先，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两个方面的并置揭示出人类认知活动的某些过程（环节、片段）。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之所以成立，是基于不对称的两个方面（条件、范围、要素、能力、效果等）；或者说，通过并置不对称性的两个方面可以构造出认知统一体。虽然这两个方面构成的差异、区别，乃至对立性质，并不一定构成矛盾的性质（否定性的关系），但它确实反映了客观世界的某些辩证性质，具有主观辩证法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38]

虽然我们可以在人类认识“总计”的意义上看出人的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但是具体到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认识主体、不同的实践方式时，认识活动常常是在认识对立的某个方面、近似于一串圆圈的某个小圆圈或大圆圈的某个片段上呈现出来。例如，一个时期人们可能最先认识到光的粒子性质，以后又强调光的波动性质而否定粒子性质，再以后又将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就是一个不对称性的认识过程。

康德基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考察认识到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他发现了存在于理性中的二律背反现象。认为理性在有关世界整体问题上总是提出两个相互冲突而得不到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命题的原因在于，理性想“在感性世界里寻找无条件者”，可是感性指向的只是现象，而不是物自体；而想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形而上学正是理性的这种迷思的一种表现。为此，他认为要最大限度地扩展人类认识能力就必须确定人类认识能力有哪些先天要素以及这些先天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等。而要判定各种先天知识的来源和限度，以确定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必须将事物分为现象与物自体两个方面，将认识能力分为感性与知性两种形式。因为人的理性并不直接与经验对象相关，而仅仅与知性相关，或仅仅关涉判断和概念；反过来，感性虽然提供了经验对象的现象，但它并不达于“物自体”。

不可否认的是，康德在理性面前设置的一道界线，正反映出人类认识能力在特定阶段上的局限性，是对人类认识阶段性状况的一种理论概括。我们知道，在康德之前的历史上，唯理论和经验论两个流派并不总是统一在一起的：某个时期可能理性的或理智的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另一个时期对经验的强调更具有优势，而且相互之间充满着排斥。在早期古希腊的各派哲学当中，有以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等人为代表的强调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的经验论的认识路线，与以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为代表的更多诉诸“理性直观”和抽象逻辑思维的唯理论的认识路线之间的对立；以后又交替出现了以柏拉图为最大代表人物的唯理论或理智主义，与以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为总代表的经验论流派。在中世纪，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唯实论与唯名论两派的激烈冲突与对抗。在近代的西欧，则分别构成了以弗兰西斯·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为代表的经验论，与以笛卡儿、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人为代表的唯理论这样两大主要阵营。康德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尤其注意到历史上的这样两大传统、派别或阵营，不论哪一方，都是片面的、僵化的，并且认识到这些方面总是以矛盾缠结的方式一直存在着的。他试图在重新界定或划界的基础上对之加以调和。虽然其结果并不理想，但对我们考察、梳理和总结人类认识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进而形成辩证理性来说，还是有帮助的。

从20世纪前半期逻辑经验主义者为康德二元论思想的辩护来看，同样有些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者在某些方面加深了二元划分的鸿沟；另一方面，那些不赞成逻辑经验主义、企图消弭二分模式的做法，往往也并不成功。例如，人们认识到奎因对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批判过于依赖于一个高度清晰的标准，而这种标准是找不到的；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标准，也只是意味着划界的困难，而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界线。有鉴于此，普特南认为，奎因否定把分析真理的类别与要接受观察验证的真理区分开来的观点等于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了。[39]回过头来看普特南本人的做法似乎也不见得更高明多少。研究表明，普特南宣称“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的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构造了另一个二分模式。例如，他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内在论和外在论的区分；当他谈论“实在”的时候，他已经预设了“理论”的存在[40]，而他所列举的物理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价值“权重”是不一样的。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试图一劳永逸地取消认识（认知）的二元特征并不符合认识的辩证法。

其次，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两个方面的排斥为深化特定时期的人类认识保持了“必要的张力”。与那种思辨性地谈论“普遍联系”“相互转化”不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辩证法的思索中首先注意到统一之物的两个方面的确立。例如，恩格斯曾经多次谈到所谓世界的“两极性”问题。他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指出，“在磁那里开始了两极性，这种两极性是在同一个物体中显现出来的；在电那里，这种两极性就自己分配到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相反的电应力状况中的物体上。一切化学过程都归结为化学的吸引和排斥的过程”[41]。在认识史上，“两个哲学派别：具有固定范畴的形而上学派，具有流动范畴的辩证法派（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下列各点的证明：根据和推断、原因和效果、同一和差异、外观和本质这些固定的对立是站不住脚的，由分析证明了，一极已经作为innuce［在核内］的东西存在于另一极之中，一极在一定点上就转化为另一极，以及整个逻辑正是从前进着的各种对立中发展起来的”[42]。将流派和范畴看作固定不变的固然是不对的，但认识（逻辑）的发展又正是在这样的两极对立中发展起来的；离开了两极就谈不上发展。

确实，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认识条件下，认识统一体两个方面的对立是以相互排斥的方式表征的。为了获得某一方的认识往往要以抑制或限制对立的一方为条件和前提，而被限制的一方为获得自身的发展，又要与对方抗衡或竞争；这样，在抑制与抗衡过程中，对立的两个方面各自达到自身极致的状态，形成一种所谓“片面的深刻”。可以说，二元的范畴、对立性的思维，是人类认识的必经阶段，甚至是较高一级的思维形式。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相对于表象，“思维的理性则可以说是使差异物变钝了的区别锋利起来，使表象的简单多样性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区别，达到对立。多样性的东西，只有相互被推到矛盾的尖端，才是活泼生动的，才会在矛盾中获得否定性，而否定性则是自己运动和生命力的内在脉搏”[43]。也正因为如此，“科学上的进步，都使较高级的思维关系逐渐显露，或至少将这些关系提高到更大的普遍性，从而引起更密切的注意”。例如，力学的“两极性”范畴在近代科学中就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方式之下，一种规定性，例如力，它所借以保持其独立性的那种抽象形式，即同一性形式，消逝了；而规定的形式、区别的形式，它同时又作为一个留在同一性中的不可分离者，出现了，并且成了流行的观念。”[44]

库恩在通过对科学历史的考察后指出，科学的进步实际上是变革与传统、相对主义与理性主义、不可通约与部分可交流、“发散式思维”与“收敛式思维”共处于统一体之中，只是双方保持着拮抗的状态，形成某种“必要的张力”或“二象性”。

最后，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两个方面的互补为科学认识（认知）的发展提供内在动力。科学认知不对称性两个方面的并置、排斥并不表明它们双方的性质和状态是固定不变的。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是可以转化的。只是这种转化是以互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其中的一方在吸纳对立一方中的否定性因素的同时，呈现出向对立一方过渡和转化的趋势和特征；就双方的状态而言，曾经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在达到自身极限状态以后，通常会向非主导方转化，出现经由中介和中间状态而实现的主导性与非主导性的位移。但是必须指出，互补的这一结果并不是简单地消除差异、消弭统一之物的两个方面，使原本不对称性的双方共处于一种无差别的均衡或胶着状态之中；而是不对称性的双方依然存在。只是这种不对称性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不对称性，或者说它们是在更高层次上重新确立的新的不对称性。这种情形犹如复杂动力系统中的两个不动点或奇异吸引子：不论双方各自从对方中吸纳多少否定因素，相互间依然保持着对立性或不对称性。

科学认知不对称的两个方面的互补性表明，在认识领域内的任何一成不变的划界标准都是不存在的。虽然康德试图通过某个先天概念或范畴将感性经验和纯粹理性两者紧密地联结起来，但是他的方案要么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要么最终倒向他所依据的先天范畴或先天形式一方。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二律背反”是人的理性原则和理性认识能力永远无法到达经由感性经验所获得的物自体的必然结果，因此康德的“赫尔库勒斯石柱”界碑似乎是永远存在的。可是人们发现，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例如，逻辑经验主义者根据现代科学成果已经认识到，康德所谓“先天综合判断”等概念的形成及其划分标准是不成立的。如希尔伯特几何学是以公理、定理和定义为理论基础的，是一种纯粹形式的演绎体系，根本无须综合的作用，也无须直观的成分；毋宁说现代几何是一种“先天分析判断”。又如，海森伯的“测不准”理论已经表明因果律在科学上的应用是有一定限制的；它并不是什么先天综合知识，因而也不具有先天效用。[45]如此说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应不应该划界，而在于应该如何划界以及这种划界标准是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把划界标准看作是固定和僵死的，势必会导致一种普特南所说的“极度膨胀”的二分法或“二元论”。事实上，对于承袭了康德二元论的逻辑经验主义者来说，其依据为基石的“事实”内涵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例如，在休谟那里，事实仅仅是某种可感觉的印象；而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则为“可观察对象”。进一步，随着观察手段的不断改进，原来不可观察的对象变得可以观察了。这样，逻辑经验主义者再次修改他们的标准，直至将“电子”“电荷”这类术语还原于他们所说的物理学当中，作为原初物质而加以接受。遗憾的是，逻辑经验主义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从一般的意义上说，人类科学认知不对称的两个方面的互补性转化集中表现在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不断进行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正如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Bachelard）所说：“科学认识的历史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断交替的历史。这种交替不仅仅是事实，它成为了心理活动的必然需要。因此，任何用唯实论或唯名论禁锢文化的哲学，都构成阻碍科学思想演变的最可怕的障碍。”[46]在这里，巴什拉强调了认识的两个方面的“交替”过程。我的理解是，这种交替并不是消弭认识的两个方面，也不是在这两个方面之间互换位置，而是在交互作用中实现递进的、增长的过程。[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