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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科学概念生成与变化的一般特性（第1页）

第一节科学概念生成与变化的一般特性

为便于讨论，先一般性地阐述科学概念的相关问题。

（一）基于客观知识的概念生成。如果我们是从文化进化的高度，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某个或某些天才科学家头脑中的灵光闪现，也不是局限于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创造的概念和知识体系，那么我们必然会设想某种不依赖于某些个体或某些群体的概念和知识体系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外化形态，即所谓“客观知识”形态。在这一形态中，我们或可窥视到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总体架构和基本脉络；而某种科学思想或发明的传播不过是这个庞大的概念和知识网络体系中的某个或某些概念的移动、连接、并置以及改变的结果。这是在一个巨大的思想圈层内部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难理解如下事实：古汉语“重”为物体轻重之“重”。《说文解字》曰：“重，厚也。从壬，东声。凡重之属皆从重。”[2]从该字的含义来看，物体之为“重”应与厚度、密度有关。因而这个字兼有“重量”的“重”（zhòng）和“重复”“重叠”的“重”（g）两种读音和两种含义。后者意谓密度大。人们仅通过汉字“重”便可以了解到古代物理思想中有关重力和质量的某些概念。与之相似，牛顿在他的经典力学体系中提出的“质量”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指出质量等于密度和体积的乘积，而且还指出质量与重量成正比），不会因他的去世而消失。因为，人们可以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而掌握这一重要概念。这实际上涉及概念与客观知识（与主观知识相对）的关系问题。

提到客观知识，我们首先会想到波普尔的“第三世界”理论。波普尔在他的《客观知识》一书中写道：“如果不过分认真地考虑‘世界’或‘宇宙’一词，我们就可区分下列三个世界或宇宙：第一，物理客体或物理状态的世界；第二，意识状态或精神状态的世界，或关于活动的行为意向的世界；第三，思想的客观内容的世界，尤其是科学思想、诗的思想以及艺术作品的世界。”[3]在这里，“客观”是指由说出、写出、印出的各种陈述组成的问题、猜测、假说、理论、论据以及问题境况等。后者通过杂志、书籍以及图书馆等载体加以“物化”或“外化”。由于是客观的，并且不依赖于认识主体，这些知识一旦形成，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还具有“自主性”。例如，自然数列是人类的创造物，但它反过来也创造自主性的问题。

从思想渊源上说，波普尔的客观知识与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客观精神”等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在黑格尔那里，客观精神的演化通常是通过概念的运动和逻辑的推演来实现的。概念的问题受到黑格尔的高度关注。黑格尔指出：“一切事物都是一概念。”[4]显然，尽管普遍性的概念或范畴是“纯粹思想”或“纯粹思想规定”，但这种纯粹思想也是外界事物的固有性质，是由事物的固有性质转化而来的。这样，概念或范畴就成为某种“客观思想”；当人们谈论概念的运动变化时，实际上谈的是思维与存在的辩证运动。即概念在运动变化中对自身内容的展开。在这里，黑格尔强调了概念或精神的客观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概念或“纯粹思想”的主体性和主观性。他说：“概念无论如何总是主体性本身。”[5]概念是主体意识的自由的、创造性的活动。这个主体作为实体的体现者，必须表现为意识的主体或必然要经过意识的发展阶段。而意识的发展过程正是人类精神史的演变过程：它们构成了纯概念运动变化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我们要做一种比附，那么黑格尔的“客观精神”大体相当于波普尔的“第三世界”或“客观知识”，主体经验或人类的精神史则大体相当于“第二世界”。而这两个层面的精神实体或两个世界是相互作用的。所不同的是，黑格尔更强调概念的基础性地位和运动变化过程，强调所谓“范畴的变换”[6]。有鉴于此，当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概念运动说被用来描述经验科学的概念生成与变化时，非常符合认知科学家们对科学概念变化的说明。[7]

列宁在评述黑格尔的逻辑学时指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8]而且，这种认知的总成果，其内部由不同的片段、纽结组成，而构成这些片段和纽结的正是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概念或范畴。也就是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9]。基于此，列宁指出了当时自然科学家中有关概念转化的狭隘的观点，重申了恩格斯早就强调了的一个观点：“自然科学的成果是概念，但巧妙地运用概念却不是天生就会的，而是自然科学和哲学两千年发展的结果。”[10]

现代情报学、文献学、科学计量学、地图（图谱）学以及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在相当大程度上为黑格尔、恩格斯、列宁以及波普尔的上述哲学论断提供了一种实证性的说明。在这方面，英国著名情报学家B。布鲁克斯（B。C。Brookes）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B。布鲁克斯坦言他的情报学理论受到波普尔客观知识理论的启发。他说：“波普尔的‘世界3’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者、情报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它是第一次从纯粹实用的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了理论根据。”[11]在他看来，情报活动实际上是世界2与世界3相互作用的结果。为描述人们获取情报的过程，布鲁克斯还主张情报工作者的工作不应当只是搜集和分类文献，还应当组织知识。这种知识是情报和文献学中已经有的具有客观属性的知识。情报工作者的任务在于通过客观知识的结构（语言结构），确定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并将这些逻辑关系以直观的方法标示出来，以形成所谓“认知地图”（aps）。为达此目的，B。布鲁克斯利用杰·法拉得（J。Farradne）和亨利·斯摩尔（HenrySmall）关于学科认识结构的研究成果，尝试在世界3基础上建立“概念联结网络图”。

循着B。布鲁克斯的视角，我们可以将不同的知识层面和不同的认知结构之间看成一种“映射”关系。我们看到，在最初的经验认识活动中，某些观察活动将某些专有名词指派给某些经验事实，并运用一定的语言符号加以表征和固化，这种指称关系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映射关系。随着认识的加深和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那些较为复杂的事物的属性及事物间的关系与大量的非专有名词（词汇）进一步构成一种稳定的联结，即构成语义丰富的概念性语词。这时，虽然词汇与所指称的对象不再是一对一的简明关系，但它仍是一种“映射”，只是它表达得更加隐晦、抽象罢了：除了指称物理世界的信息内容外，还更多地指称或蕴含主观心理活动世界中的观念性的内容。再进一步地，随着人类认识总计、总和的不断积累，作为认识“纽结”的概念或范畴间的联结范围不断扩大，其抽象化程度更高，那种以关系网络形式出现的语言结构模型、概念结构模型便成为人们展开认识活动的更为主要的工具。这时，“这种概念的和语言的抽象变成一种用表示事实及其关系的代用物或符号进行操作的手段，而不是用这些事实本身进行操作；它用符合操作代替对于事物和事件的操作，用反思推理代替事实世界中的直接行动和干预。事实上，这样一种表示法是一种映射地图”[12]。

除了映射的生成模式外，概念的形成与知识的产生还纵向地表现为“潜在型”与“表达型”两种形态。依据物理世界、概念世界以及主观心理活动三者构成的关系性质及其程度的不同，任何确定性的概念和知识都存在由潜在形态向表达形态转化的一个过程。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个概念运动变化的过程，是概念自身内容的展开过程。当我们用这套术语和思想来分析和认识人类科学概念和知识的生成过程时，的确会发现许多确定的概念和知识是由潜在形态向显性表达形态过渡的；而那些已经是确定的概念和知识形态仍然处于运动变化过程之中。如果我们站在东西方科学概念和知识生成的立场上来看待那些已经确定了的概念和知识形态，在中国古代的科学概念和知识体系中，差不多都可以找到各种胚胎和萌芽形态（见表12-1）。这个例子同时表明，也只有从客观知识的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看清科学概念和知识的生成过程。

表12-1中国古代“准科学概念”与近、现代科学理论[13]

续表

续表

（二）基于网络组织的概念结构。从客观知识的角度来审视概念生成的一个自然结果便是将概念世界的结构看作网络化的组织系统。即将概念世界的内部关系不是看作一种基于本质主义的所谓“共相”以及基于规则推演的线性关系，而是看作彼此联系的、相互作用的生成与转化的关系。其实，稍微留意一下，那些主张客观精神、认识总计和客观知识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赞同概念的“网络说”。例如，黑格尔和列宁有“范畴之网”说，波普尔有客观知识的“蜘蛛网”隐喻，B。布鲁克斯有“认识概念网络”说等；维特根斯坦、迪昂、奎因等人也都持有概念特别是科学概念的网络说。我们可以重点看看科学（语言）概念网络说。这些观点的各自视角可能不尽相同，但都显示出试图刻画概念世界内在网络结构的倾向。

首先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概念网络说”。维特根斯坦在他早期的思想中，通过对语言的哲学分析形成了自己的概念网络说。在其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一书中，他把语言看作是与世界相对应的映射物，认为语句或命题提供了原子事态的“逻辑图象”或“逻辑形象”。而逻辑图象的共同部分则构成所谓“逻辑形式”；它与现实或事态的关系如同几何学与现实及事态的关系一样。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力学理论对物理世界的描画，与视网膜对现实的感知一样，是通过“网眼”的方式实现的。“描画世界的不同体系是与不同的网眼相对应的”，但“种种规律，象因果律等，所处理的是网，而不是网所描画的东西”[14]。也就是说，“网”是像纯粹几何学那样的概念化了的东西。我认为，维特根斯坦的这种逻辑图像说及概念网络说对他后期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他后期提出的概念“家族相似”理论正是基于概念的网络说之上的。因为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他说得很清楚，在“语言游戏”活动中，“我们看到一种错综复杂的互相重叠、交叉的相似关系的网络：有时是总体上的相似，有时是细节上的相似”，“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性’更好的表达式来刻画这种相似关系：因为一个家族的成员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相似之处：体形、相貌、眼睛的颜色、步姿、性情等，也以同样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所以我要说：‘游戏’形成一个家族”[15]。

与维特根斯坦不同，迪昂和奎因不是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从理论特别是科学理论与经验观察的关系层面来论述概念的网络特征。他们提出了所谓“迪昂-奎因论题”（Duhem-Quihesis）。在迪昂的论述中，物理学理论被看作是一个整体，其理论中的单个命题或假设不能单独地交付实验检验。他说，“物理科学是一个体系，必须看作一个整体；它是一个有机体，其中单独一个部分不能发挥作用”[16]，“物理理论乃是一个由逻辑上有联系的命题组成的体系，而不是一系列不连贯的力学模型或代数模型。这个体系的目的不是要对实验定律提供一种解释，而是要对它做出描写和自然分类，因而它是整个被接受下来的”[17]。迪昂还认为，所谓的判决性实验是不可能有的。物理理论的真理性不是像掷钱币那样是通过正面或反面来决定的。虽然从迪昂的被称为“整体论”的论述中，我们没有看到有关概念与理论的明晰区分，也没有关于概念网络的直接表述，但是他的由理论的整体性进入意义的整体性层面的论述，有可能引导人们把理论作为一个整体的意义世界来加以理解，并引导人们将这个意义世界与经验世界作整体性的对应。有鉴于此，不少学者认为迪昂的整体论已经出现意义或概念网络观的端倪。[18]

奎因的思想受到迪昂的影响。在奎因看来，从整体上看，科学既依赖于语言，又依赖于经验，“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陈述不是个别地而是仅仅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感觉经验的法庭的”[19]。具体来说，通常所谓的知识或信念的整体，从地理和历史的最偶然的事件到原子物理学甚至纯数学和逻辑的最深刻的规律，都是一个人工的织造物。它只是沿着边缘同经验紧密接触。因此，奎因“极力主张可以通过对整个系统的各个可供选择的部分作任何可供选择的修改来适应一个顽强的经验。……人们觉得这些陈述较之物理学、逻辑学或本体论的高度理论性的陈述具有更明确的经验所指。后一类陈述可以被看作在整个网络内部比较中心的位置，这意思不过是说，很少有同任何特殊的感觉材料的优先联系闯进来”[20]。相比较而言，奎因的整体论由迪昂的物理学扩展到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甚至包括人文科学在内。他对作为整体的意义理论的阐述，使他的整体论成为“语义学的整体论”[21]。

认知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的研究成果提供了相关的支撑。例如，前面提到的奎连等人的“语义网络模型”回答了语义记忆存储是由概念的庞大网络组成的等问题。根据认知科学中联结主义研究纲领，单个的计算机系统和复杂的大脑神经系统，都是由单元及其联结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中某一单元的变化同时意味着其他有关单元的变化；新的联结模式的产生并不是某一或某些单元的变化，而是这些单元的相互关系的重新调整。在这里（特别是依据分布式网络的理论观点），语义或概念并不等于某个特定的节点（单元），而通常是由一组典型特征作为输入时出现的一个典型的单元激励模式来表征的。也可以说，“概念是作为加权联结性模式在联结论系统中实现的”，“系统所拥有的每一个概念，将在整个系统的每一个联结中实现”[22]。

概念结构化和网络化的意义在于消解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所谓“共相”的偏执追求，削弱了通过充分而必要条件来定义概念“本质”的单一倾向，并认识到概念世界内部的相互联系和变动不居的性质。但是，我要指出的是，这些概念的网络说并没有最终提供一个明确的概念结构的基本框架（即使是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说，也是如此）。特别是当我们从客观知识的视角来看待概念世界时，我们除了关于概念之间的粗线条的网络化的模糊图像外，似乎并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有时，对于概念问题的本质主义的否定，似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会反身设问：基于网络的概念系统是均质化的吗。概念内部的交互作用是无迹可寻的吗。概念如果有结构，这种结构将是怎样的，原因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在概念网络说的粗线条勾勒的基础上，对概念的含义、内部分层、概念网络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框架等再作进一步的探讨。

根据语言学家、逻辑学家若干个世纪的研究，人们普遍认为，构成一个语词所表达的概念不外乎三个方面的要素。即语言符号、所指对象以及意义或意谓。这三者之间构成所谓“语义三角”（semantigle）关系。依据这样一种关系，语言学家索绪尔于1916年提出了语言学上一个著名的观点：一个符号或一个词项是音响形象和概念的结合体。其中，音响形象是所谓“能指”（signifier），概念则是所谓“所指”（signified）。后者可看作弗雷格的“系统意义”，它与所指对象似乎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许多时候，一个语词或术语更多的是表达“意义”，而不是指称事物或对象，因此也可以说是一种“意谓”。然而，并不是所有语言或所有语言的语词都如索绪尔所说的那样。例如，汉语汉字[23]诉诸人的视觉等感官系统，通过感知达到“以形索义”的目的。因而汉语汉字作为表意系统更多的是与所指称的对象发生直接关联。正所谓“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经·经说上》）就是说，汉语汉字特别强调名实关系。其中“名”就是指的“名称”；名称是与概念紧密相连的。[24]为了达到名与实相符，中国古代很早就强调“名”应当“指实”“识物”“指事”等。用现代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称对象。虽然不能简单地说，汉语中词语的“义”仅仅是所指称的对象，而不包含任何主观心理的成分，但汉语的语义仍区别于弗雷格、索绪尔的所谓“系统意义”，因为它更多地具有“摹状”“象似”和“体验”的认知特征。

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严肃而有意义的问题：没有任何一种单独的语词既能充分地指称对象或某一经验事实，又能完全概括对象的本质属性，形成所谓系统意义；使两者做到完美统一的，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语言，其构成语词概念的三个方面并不是均衡的，它们表现出内部构造的异质性。例如，印欧语言和汉藏语言在表达意义和指称两个方面，其权重是各不相同的。与汉语不同，西方字母语言文字是一种表音系统。这种字母语言文字除了极少数具有“象似性”的音节和词语外，更多的是不与人的认知对象发生直接关联，因而在符号、概念与所指对象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任意”的组合关系或人为的约定关系。而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它通常需要“语法化”的手段使语言中的实义词不断地向语法词转化，进而使语义更加抽象化。这也就是为什么索绪尔将语言看作“自治体系”并强调语言的“观念论”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代认知语言学试图揭示人们的互动性感知体验在形成概念过程中的作用。在认知语言学家看来，语言是经由人们的感知体验，再经过范畴化的过程，逐步生成有关对象的范畴和概念，最后再用符号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而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内容”是认知活动（经验性指称）与语义形成的一个中间环节。所谓概念内容，是指包括指称在内的概念系统内容与语言系统相联通的那一部分。它的内涵比“概念语义”要丰富得多，是一个“百科语义系统”。它的另一端直接连接着人的感性实践活动。[25]根据这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一张语词概念生成过程中由经验指称到意义固化的连续图谱。（见图12-1）

图12-1由经验指称到意义固化的连续图谱

依据这张连续图谱，弗雷格和索绪尔的“观念论”似乎更偏重于该图谱右侧，而古代汉语汉字则更多地偏向于左侧。然而，它们都与“概念内容”相联结。自然，纯粹的语法形式和纯粹的指称（如专名），只能位于图谱的两端。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维特根斯坦要放弃对概念的“共同性质”的追求。因为他看到了在这个连续图谱中间所形成的一系列过渡环节以及这些近距离的环节之间所呈现的“相似性”。同样，我们也不难理解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在他的“概念结构论”中强调概念结构的多样性，并把“类比”作为概念构造的一种方式的做法。[26]因为他看到了感性活动或非逻辑思维过程中，分类、类比、原型构造在概念生成中的作用。

至此，我们不妨设想，人类的全部语言（当然主要是前述两大语系的语言）及其对概念的表达，可以像B。布鲁克斯的“认知地图”那样，构成一张简化的“人类概念网络分布坐标图”。在这张假想的图中，X和Y轴分别代表着概念网络图的两个维度，即本体论维度和认识论维度。由圆点O向两轴辐射，表示认知活动的开始。其中，本体论轴表示从客观对象指称到主观心理活动对“意义”的构成；认识论轴表示由感性经验活动到抽象思维活动的转变。坐标内椭圆图形的两端表示概念网络图的两极；中间的圆点和圆框（含黑白两色）符号表示一个个单独的概念。这些概念在整个网络图中表示为节点，其相互间的渐近变化表征着概念的“家族相似性”。自然，较近距离的两个符号之间有较多的相似性。根据这个图我们也不难想象，人类的整个概念网络是高度结构化了的，即它是由不同的概念节点构成的网络化的整体。其内部不仅呈现出概念间的水平的关系和从属的关系，而且随着时空的转换（坐标内点的移动），网络图的不同部分构成不同的“域”或“槽”。而这些域或槽反映着不同部分的特征或属性。当用坐标值来描述这些特征或属性时，它们成为特定的“属性值”；属性与属性值是一种稳定的制约关系。很明显，概念网络图体现了概念的基本结构，这就是概念结构的“两极性”。这样，我们思维又回到了概念性辩证思维的原点上：“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这种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27]

（三）基于传播机制的概念变化。基于客观知识的概念生成使我们将心智活动中的概念思维过程“投射”到“物化”或“外化”的人类知识结构当中，并在概念的世界2与概念的世界3之间架设起一座连通的桥梁。这样，不仅两个概念世界的具体的生成和变化过程能够得以描述，而且这种生成和变化的机制也能够得到说明。这个机制就是两个概念世界的相互作用。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过程以及科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正如萨加德所指出的：“就概念变化而言，认知解释和社会解释是可以并存的。”[28]下面我从传播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的角度略作分析和讨论。

“传播”一词是舶来品，是对英文“uni”一词的翻译。在历史上，许多研究者对文化传播的重要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例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些人类学家、地理学家较早地注意到文化传播现象，形成所谓“文化传播学派”。在他们看来，文化的传播与接触是产生文化相似性的原因。[29]至于文化传播的具体形式，人类学家和文化地理学家们发现，文化传播通常由一个文化源地或文化中心作为起点或圆点，然后再以这个起点或圆点向外部和周围移动、扩散。这个过程往往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或呈现出一定的行为模式。许多时候，这种传播是在影响一个地区以后，再离开这个地区去影响另外一个地区。因此，常常有这种情形，一些思想和发明没有在发源地兴盛，甚至去向衰亡，反倒在别的地方生根发芽。人们还注意到，离发源地越远，一项创新被接受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谓的“创新波”就会变弱；传播给被接受者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它们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变得越渺茫。[30]

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索尔（C。Sauer）在他1952年出版的《农业的起源与扩散》一书中，就文化的传播与扩散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传播学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则强调传播媒介技术对人类文化进化的重要性。他把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技术作为划分文明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志。在英尼斯的影响下，麦克卢汉明确提出了“媒体即信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认为新的电子媒介延伸了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由此人们重新体验到部落化社会中村庄式的接触和交流。[31]

对于历史上科学交流、传播的地位与作用，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史家有过精辟的论述。例如，F。培根在提倡“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也认为“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价值自身，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深度和广度”[32]。科学社会学家贝尔纳指出：“按照过去关于科学的概念，交流是科学家之间唯一的桥梁。”[33]美国当代科学史家席文更进一步认为，“近代科学并不简单地只是欧洲几个世纪里许多有益思想接连涌现的产物，而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各种连绵不断的文明之间思想与器具相互交融的结果”[34]。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私人助理卜鲁（GregoryBlue）指出：“李约瑟等人的证据显示：从历史上看，实物要比抽象的、体系化的观念易于传播。在某些场合下，还找到更好的证据：概念化了的探索自然的策略也可以传播，譬如在中国炼丹师的金丹的传播案例中，或者是在阿拉伯数学天文学的传播案例中，可以发现概念传播。”[35]

“网上纽结”的思想使我们有可能将科学传播看作是由一个概念“纽结”或节点向另一个概念“纽结”或节点的传递过程。这样，科学传播就可以被理解为基于分布式神经网络格局的概念资源的配置与变化的过程。或者说，科学传播就是语义知识或概念知识的联结。由于概念的传播必须依托于主体或载体，因而在实际的科学传播网络中，作为“节点”的东西，既可以是独立的科学家，也可以是科学共同体，还可以是客观化了的知识元（k）以及由大量知识单元和知识处理机构组成的知识库；既可以是猜测（假说）、问题境况、理论、定律和公式等，也可以是不同类型的相对独立的学科群，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外在形式的表征，其内核或基础仍然是概念；任何复杂的传播网络都可以还原为概念网络。

无疑，科学传播本身包含了双向交流和互动过程。著名传播学家、《创新扩散》一书的作者罗杰斯（E。M。Rogers）把传播看作是参与者创造并互相分享信息以达到互相理解的过程。他提出的传播的融合模式，其优点体现出因传播活动的信息流动方式的相互联结而构成的内部网络关系等。[36]以印度天文学为例，佛经《七曜攘灾诀》详细记录了五大行星的运动表（星历表），相当准确地描述了五大行星的实际运行情况。传入中国和日本后，对这两国的天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的数理天文学渊源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巴比伦塞琉古王朝时期的行星运动理论，后又受到希腊天文学的影响。例如，其罗睺、计都的各种数据中，可以明显看到古希腊天文学小轮体系的痕迹。[37]这说明，任何一项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都只是处在整个发现和发明链条上的某一环节，它的影响和传播过程似乎是无止境的。我们也可以将这个互动过程看作是概念网络中节点的链接及“权重”的改变过程。

既然实际的科学传播有赖于社会建构和科学文化的交流与传播，详尽地探讨科学传播网络的社会维度，以掌握其中的社会动力机制，显得十分必要，而分析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网络形态必须充分地借鉴和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原理、方法和工具。首先，要把概念和知识的结构镶嵌于社会联结之中，通过一定的社会联结关系说明一定的概念和知识结构，进而说明一定的认知结构。我们看到，不同的社会联结和不同的社会网络构成不同的社会结构[38]，而不同的社会结构“内嵌”着不同的概念和知识的联结图式。其次，通过在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建立宏观—微观的连接以说明不同层次的网络单元（节点）间的相互转化过程。既要看到概念网络结构是如何影响科学家个人的，又要看到科学家个人是怎样借助于社会传播网络经过创造性的重组与转化工作生成新的概念，进而影响科学概念网络模式的调整的。这既是社会网络分析的任务，也是科学认知分析的任务。最后，借助于社会网络联结路径、模式、机制和动力系统的刻画，详细说明科学概念传播的具体过程和内在动力机制。例如，通过异质性理论、“切入点”（t，指那些如果从某一网络中消失就会导致这一网络分裂成若干互不相连的子集的行动者）、“守门人”（gatekeeper，指把那些从某一社会网络外部的联结中获得的信息及其他资源传递到社会网络内部的行动者）和“结构洞”（structural）等，解释跨文化科学传播（或跨本体论概念变化）的现象和机制。研究表明，强度弱的联结比强度强的联结更可能带来多样化的信息；某些特定类型的强联结，可能有助于复杂知识的传播。[39]具有创新性的知识倾向于在组织边界的间隙中产生，而在这个间隙（结构洞）当中，“外来者”就扮演了“交换者”的角色，它能把新消息、新发明、新知识等带入那些相对封闭的网络中。这样，交换者往往在社会网络中拥有较高的中介中心性（betweey）。在本章后文中，我们会看到，莱布尼茨正是这样的“交换者”和“中介”。通过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两大科学文明板块文化的概念融合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