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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科学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一般模式（第1页）

第二节科学文化传播与扩散的一般模式

在对“客观精神”“客观知识”“概念地图”和“社会传播网络”中的概念结构与概念变化过程和机制有了较全面的理解以后，再回过头来对人类历史上科学传播的一般模式进行一些分析，就显得很容易了。毕竟，科学的传播活动属于经验的科学社会学范畴，而科学的概念活动则属于思辨的理论化、符号化的王国；只有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相互诠释对方。本节从科学文化的角度梳理和归纳科学文化传播的一般模式，通过这种一般性模式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科学概念的变化问题。

如果说，从三世纪到七世纪末是中国与印度交往的伟大时代，八世纪到13世纪是中国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那么，从16世纪到18世纪则是中国与欧洲交往的伟大时代。类似地，从六世纪到九世纪是印度和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10世纪到14世纪是西欧与阿拉伯交往的伟大时代。这样两个互逆的交往线路，每一条都呈现出阶梯式的结构，反映出由于传播媒介的进步和交往通道的扩展而导致的交流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由最初的地缘性接触，到后来的跨文化沟通，形成东西方两大板块之间诸文明的相互交流与融合。下面，我着重依据东西方科学传播的基本脉络，从中归纳整理出三种传播模式（或称“路线图”）。这三种传播模式分别呈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走势，也分别对应于科学思想发展的上古（这个时期的上限扩展到公元前若干千年）、中古和近代三个时期。

一、科学文化的“生成—扩散”传播模式

不管史前时期是否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人类学、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不断证明，这种影响是存在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伦文明是历史上最为古老的两个文明。[40]科学史家萨顿指出，东方智慧曾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就源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41]科学史家D。普赖斯在其《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中把巴比伦时期特别是塞琉西王朝时期的科学看作是人类科学文明的源头，至少是古希腊科学的源头。[42]科学史家梅森也承认，埃及人和苏美尔人很早就有了数字符号和技术发明，并认为在某些方面如数学和天文学方面，巴比伦人超过了埃及人。[43]如果萨顿、普赖斯和梅森的观点是成立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巴比伦的比较“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发明是否对其他民族产生了影响。对这个问题，李约瑟有一个明确的观点：“已经成为公认的看法，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发明，例如火、轮子、耕犁、纺织、动物驯养等，只能想象为是由一个中心地区起源，尔后再从那里传播出去。美索不达米亚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认为是极可能的中心。”[44]有学者进一步认为，这个中心不仅体现在技术方面，也体现在科学思想方面。例如，科学史家恰特莱（H。Chatley）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图式加以复原后认为，这种“双重穹窿说”体现了巴比伦文化的特点，因而很可能是受巴比伦的影响而形成的。[45]科学史家江晓原认为，《周髀算经》中有明显的域外天文学成分，其宇宙模型与古印度的宇宙模型极为相似，其寒暑五带知识等可能间接地受到了希腊地理学的影响。[46]由于印度的宇宙模型及坐标体系受到过巴比伦的影响，说中国古代天文学间接地受到了巴比伦的影响，也自在情理之中。

虽然不排除相对隔绝的文明能独立地做出某些发现和发明，也不排除相互隔绝的不同文明之间在它们的早期阶段有过“平行发展”的可能，但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表明，通过获取已有的发现和发明，无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短路径”。这也就意味着，相互学习与借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的“常态”。可以设想，一个较早的、比较发达的文明必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先进文化传播到相对不发达或比较落后的文明当中。尽管这样的传播路径有的我们还不太清楚，一些考证的资料还十分有限，甚至永远不可能找到，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传播的可能性不存在。文明史研究表明，上古时期旧大陆的两端就已经产生过接触。早在中国的商代（公元前1500年前），中国青铜或铁制的器物（如剑鞘）就传到了古代欧洲。考古实物也证明，原西德南部一个公元前500多年的古墓中，伴随着人体残骸的有中国丝绸衣服的残片。[47]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史前文明时期的考古发掘证明，许多文明遗存中的相同或相似之处都有可能得益于文化传播的影响。

根据以上的观点，大致可以勾勒出上古时期科学传播的基本轮廓。这就是，古巴比伦（间或还有古埃及）的比较先进的科学认识成果和技术成果（包括器物），分别向东西方两边作辐射性的扩散性传播，并与那里的文明相融合，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其他科学文明发展。这就是所谓上古时期的“生成—扩散”科学传播模式。时间的下限大抵止于公元前四世纪。表12-2给出了巴比伦自古以来向东、西方扩散其科学思想（概念）的例子。

表12-2“生成—扩散”传播模式例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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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试以巴比伦黄道12宫及二十八宿体系的传播为例作进一步说明。[48]考古学研究表明，在属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楔形文泥板上，已证实记载有表示拱极星及其相应“月站”的原始平面球形星图。这个星图可能是最早的二十八宿体系的雏形。到了塞琉西王朝时期，当时的泥板文书上有了关于黄道12宫和31颗恒星组成的系统（该系统与后来见诸中国古籍的二十八宿中的距星有六颗是相同的）。这表明，巴比伦天文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差不多同时，波斯天文学也把天空划分为四个赤道宫、一个中央宫。李约瑟说：“古波斯无疑是向中印两国传播巴比伦思想的中继站之一。”[49]不过，古波斯传播的是巴比伦较晚、较成熟时期的天文学思想。而在公元前14世纪以前，印度的古老的宗教文献《梨俱吠陀》中已有“月站”（也称“纳沙特拉”）体系的雏形。同样，在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的中国古代青铜器铭文以及《诗经》所反映的公元前八九世纪的生活记录中，也已经有了二十八宿体系。这一点也许表明，中国上古时期的二十八宿体系和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中二十八宿沿黄道排列的体系可能通过印度而受到巴比伦的影响。在西方，巴比伦天文学直接影响了埃及，又通过埃及影响了稍晚出现的古希腊文明。因为埃及也有许多“月站”的名称表，其旬度星（des）与巴比伦的星群有相关联之处。或者也可以说，巴比伦和埃及的天文学共同影响了古希腊的天文学。其中，塞琉西王朝时期天文学对黄道带和黄道坐标系统的重视，与古希腊天文学是完全一致的。这种影响可能一直持续到天文学家托勒密《天文学大成》一书的完成。据此，普赖斯曾指出：“从亚历山大大帝（Alexa）始于公元前334年的史无前例的征服产生的伟大融合之前，看来它们相对很少有科学接触（指古希腊人与塞琉西朝时期的巴比伦人——引者注）。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可以辨认出明显外来的、数学程度很高的、只能追根于古巴比伦的结果和方法进入了古希腊的数学和天文学。”[50]实际上，公元前四世纪之前，古希腊人与巴比伦人已经有过接触了。

二、科学文化的“转换-激活”传播模式

以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科学文化向东西方扩散以后，在东西方分别形成了若干个科学文明中心。尤其是在横跨欧亚的旧大陆两端形成了两个很有代表性的科学文明板块，即中国和希腊。这两个科学文明板块在思想体系和认知风格上有着很大的差异。随着东西方各个帝国的兴盛与扩张，不同文明之间的发展与交融此起彼伏。

由于地缘关系，位于旧大陆两端中间的波斯、叙利亚、土耳其、阿拉伯半岛诸国以及印度的科学文化没有向古希腊或中国的任何一极方向发展，而是分别受到两端思想的“挤压”而保持着一种“中间型”的特征。例如，印度成熟的天文学体系可以追溯到新巴比伦黄道天文学传到希腊的时代，但它并没有直接采用希腊的黄道坐标，而是采用了一种“伪黄经”和“伪黄纬”的系统。对于印度科学文化的这一特点，于1017年至1030年居住在阿富汗的加兹尼并学习印度历史和科学著作的波斯人阿尔白鲁尼（Albiruni）认为，印度的天文学和数学著作是“既有珠贝又有酸枣，既有宝玉又有卵石的混合物。这两者在印度人眼中是相同的，因为他们自己不能提高到严格的演绎法的水平”[51]。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些中间地带的科学文明板块有时偏向西方，有时又偏向东方。比较起来，它们偏向东方的时期要更长一些。尤其是印度的科学文化。

随着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建立起来。在这幅员辽阔的疆域里，埃及、巴比伦、希腊、古波斯以及印度的古老文化被统一在阿拉伯语文化和伊斯兰教之下，使得阿拉伯科学文化兼有着东西方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一方面，“阿拉伯文明的科学和科学思想，从最实在的意义上来看，是和欧洲的科学形成一个整体的——这不仅因为在伊斯兰大扩张时代地中海成为穆斯林的内海，西班牙的穆斯林和波斯的穆斯林一样，对科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同时也因为大家都知道，阿拉伯文是一条渠道，希腊人的著作就是通过它传给中古时期的欧洲人的”[52]。另一方面，阿拉伯科学也受到中国和印度的影响。在《古兰经》中，穆圣说道：“学问虽然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研究表明，在促使阿拉伯人热爱天文学这一点上，印度和波斯学者的影响要比希腊人早些，而且印度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促使阿拉伯人掌握了一些非常有用而又不为希腊人所知的重要方法，解决了一批有关球体三角计算的天文学问题。[53]苏联物理学史家库德里亚夫采夫和康费杰拉夫指出：“垂名青史的阿拉伯科学就是由古希腊罗马和东方科学熔化而成的。”[54]。

阿拉伯科学文化的这种海纳百川、包容并蓄的特性使它在中古代科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使它做出了那些较为单一的科学文化类型所不能做出的科学成就。从科学传播的角度来看，阿拉伯科学（在某种程度上也应当包括印度科学）的成就与贡献主要表现为，它们成为东西方科学的汇合地，成为东西方科学相互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由此构成一条经由印度和阿拉伯通路而形成的“转换—激活”科学文化传播路线图：不仅中国的科学文化经由印度—阿拉伯而传到西欧，而且古希腊和西欧的科学文化也以同样的路径传播到中国。（见表12-3）

表12-3“转换—激活”传播模式例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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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这个科学文化传播模式分为两大步。第一步是“转换”。即将不同类型的科学文化转换成易于被接受者接受的有益成分和要素。这一步又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传递”。直接将某种科学文化的某些成分传递到另一类科学文化体系当中，而不管被接受方是否消化和吸收。例如，早期的阿拉伯人在科学研究中有一条宗旨，他们不想对介绍进来的科学加以改革（从规范到内容），而是全盘接受。从这一原则出发，阿拉伯人很早就注意吸收和保存古希腊时期的伟大著作，并从九世纪开始，对古希腊的著作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翻译工作。经过百年的“翻译运动”，当时能够搜集到的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著作，大多被译成了阿拉伯文。同时，阿拉伯人还翻译了许多波斯和印度的书籍。甚至在他们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中，还包括了中国的科学知识。有了这番翻译、编纂和保存的工作，一方面，古希腊的科学思想得以通过阿拉伯和印度的“中介”传播到古代遥远的国度——中国。例如，代表着古希腊公理化体系、具有西方数学特点的欧几里得《原本》早在12～13世纪就传播到中国；它的传播者是纳西尔·丁·土西（Nasirad-Dinal-Tusi，又译为纳速剌丁）——在旭烈兀汗统治下波斯著名的马拉加天文台的奠基者。[55]另一方面，中国数学中比较著名的算法——盈不足术，大约在九世纪时就已传入中亚地区；后又通过所谓“西阿拉伯文化走廊”，在13世纪初传入欧洲。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在其《算盘书》中明确谈到，“盈不足术”系来自“阿拉伯”，就是一个证明。[56]

二是“过滤”与“匹配”。在原本接收的基础上，根据本民族和地区科学文化的特点，有选择地加以接纳。例如，古希腊的著作大都经过了阿拉伯语的“过滤”。因为他们欣赏本民族的语言，排斥外来语，以至出现这样的情形：“诸如阿威罗伊这样的希腊哲学的最伟大的赞赏者，甚至缺乏最起码的希腊语的知识。”[57]又如，在倭马亚时代，古希腊著作的翻译仅局限于实用科学，如化学、医学和星相学，而没有涉及逻辑学、哲学和几何学等理性科学。对理性科学著作的翻译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才开始出现。尽管如此，理性的科学著作在阿拉伯人那里也仍然有所侧重。例如，阿拔斯时代的人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进行了删除和篡改，他们删掉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演绎法的核心内容，更多地保留了其类比法的部分，并在学术中很好地运用类比法。[58]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古希腊的著作更适合于阿拉伯人的“口味”。至于价值取向，阿拉伯人一直保持伊斯兰教的传统信仰；虽然接受了古希腊的哲学和理性科学，但那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在内容上他们十分注意避免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对《古兰经》和人的心灵可能造成的“伤害”，依然保留人文科学对人的心灵塑造的传统。由此，在阿拉伯的文化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有趣的情形：哲学、数学、逻辑学、天文学、物理学等更多地受到希腊的影响，而在文学方面则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59]因为后者在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上与他们有更多的相通之处。这样，经由阿拉伯输出的希腊科学已经是经过改造了的科学。这对接受一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第二步是“激活”。在科学概念网络中，由于概念的链接、并置和集聚而加大了某些概念或某些概念群的“权重”，或者突出了概念的某些方面而产生某些“突现”性质的东西，而这些突现性质的东西是原来的概念所没有的。这就为下一步某一学科分支或某一科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促进作用。[60]

再以代数为例。中国的代数起步很早。二次方程的公式解法以《周髀算经》赵爽注中给出的解法为最早。《九章算术》中也有二次方程的问题，连同后来刘徽的解法，中国古代数学家实质上已掌握了求根公式。宋元时期的“天元术”可说是中国的符号代数；四元术是元朝朱世杰用来解高次方程组的方法。只是由于受中国固有的筹算记法的限制，所解问题不能高出四元以上，即抽象程度不高。李约瑟因此称，中国的代数学“是一种‘修辞的’和（位置的）代数学”[61]。与之相对照，古希腊的代数学要从丢番图（活跃于公元250年前后）的《算术》算起。在《算术》中，丢番图使代数摆脱了几何的羁绊。它的特点是设了一个未知数以及这个未知数的符号（但没有建立方程）。虽然丢番图创立了一些符号，但问题的叙述仍然主要是文字；虽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但只限于求有理根，不取无理数，并完全排斥负数解答。此外，它的局限性还在于一个题一个解法，很难找到各种解题方法的共同点，这与中国代数有很大的不同。至于后来的印度数学无疑受到中国的影响，其代数学具有中国传统。但印度代数学又有自己的独创性。例如，数学家婆罗摩笈多完成的《婆罗摩修正体系》中给出了一般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并用于解决复杂的天文学问题。此外，印度人在这方面还有一个了不起的贡献是很早就发展起来的所谓“印度—阿拉伯数码”和记数法。在八九世纪，古希腊代数学特别是丢番图的著作传到了阿拉伯国家。在这样一个由东、西方代数学思想和方法组成的概念网络体系中，阿拉伯人在借鉴巴比伦代数传统的基础上，直接采用中国《九章算术》中的“同名相除”“异名相益”原则，对方程进行简化，形成“归位”（还原）和“抵消”方法。虽然这其中运用了丢番图的几何证明，但又没有使用任何符号，甚至连印度婆罗摩笈多的简略的记号也未采用，连数字也是用文字来表达的。同时，又保留了巴比伦以来的实用传统和数字运算技巧等。这样，尽管阿拉伯人的代数学还不是符号化了的代数学，但它在传到欧洲以后，刺激和激活了西方代数思想的某些方面，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代数学的形成和发展。（见图12-2）

图12-2代数学的传播与发展“路线图”

三、科学文化的“互补—创新”传播模式

所谓“互补—创新”传播模式是指基于两类有较大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对称）的科学文化之间经过冲突、交流与融合而形成的传播活动。这种传播活动通常因其巨大的差异性而导致新奇性、抗拒性、变革性等特性，因而常导致科学文化的根本性变革或成为科学革命的源泉。虽然在其他具有差异性的概念体系之间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某些互补性关系，但只有在表征为不对称性的文化体系之间才可能构成明显的互补关系以及由这种互补关系而产生的创造性动力。

如果把全球的科学文化传播看作一个网络的动态系统，则在这个系统的两极明显形成了两个稳定的“吸引子”。就是在东西方科学思想概念互动传播的过程中，经过一系列过渡环节和中间型科学（不稳定状态），非但没有消除两类科学文化的差异，反而“极化”了两类科学文化自身的固有秉性，使之成为全球科学思想创新和发展的两大“策源地”。这当中，由于阿拉伯科学文明的中介性，旧大陆两端的两类科学体系避免了过早的直接相遇。因而它们都能在间接地吸纳对方优长的同时，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保证全球科学思想网络系统的整体进化。

进入16世纪以后，随着纸张和印刷技术的普及、海上通路的开通以及商业资本扩张的加速，东西方两大科学文明板块直接面对面地相遇了。例如，早在16世纪末，奥古斯丁会传教士门多萨（J。G。deMendoza）根据传教士提供的材料写成《大中华帝国志》一书（用西班牙文在罗马出版，后被译成英、法、德、拉丁、荷兰、意大利等欧洲文字）。该书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其中介绍了中国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实用技术。这些描述和介绍大大拓宽了欧洲人的中国视界。[62]随后，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对中国科学的评述，成为17世纪欧洲人讨论中国科学的重要取材内容之一。作为真正架设中西科学桥梁的“建筑师”，莱布尼茨于1669年提出建立一个德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计划，以此加强欧洲与东方帝国文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他甚至认为“俄国从文化方面把中国和欧洲联系起来了”。[63]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西学”传入之初，国人就以清醒的认识和包容的心态接纳西学之所长。徐光启与利玛窦将《原本》前六卷译为汉文言文，并于1607年刊印。在译本卷首的《几何原本杂议》中，徐光启指出：“人具上资而意理疏莽，即上资无用；人具中材而心思缜密，即中材有用；能通几何之学，缜密甚矣，故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者，是或其所由之道也。”[64]在他的大力倡导下，西式几何学也确实发挥过一定的作用。在天文历法方面，也多有中国学者研习西方天文学。1613年，数学家李之藻上书推荐庞迪我、熊三拔和阳玛诺三位传教士参与修历。他说：“（耶稣会士）所论天文历数，有中国昔贤所未及者，不徒论其度数，又能明其所以然之理。其所制窥天、窥日之器，种种精绝。”（《明史·历志》）[65]虽然，随着后来的中西文化冲突加剧，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不如中国科学文化传到西方那样积极主动，但在缓慢的进程中，西方科学思想的主体还是在中国科学体系中占有了一席地位。客观地说，近代以来，中国科学与欧洲科学文化的直接相遇，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如果说近代科学形成的初期，欧洲人得益于从10世纪一直到13、14世纪的阿拉伯科学的培育；那么近代科学革命达到巅峰期的17、18世纪，欧洲科学则得益于中国科学文化的濡养；没有这后一步，近代科学的延续是根本不可能的。[66]表12-4列举了有关“互补—创新”传播模式的一些例子。

表12-4“互补—创新”传播模式例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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