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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物理认知的表征形式 概念与意象（第1页）

第三节物理认知的表征形式：概念与意象

所谓物理认知的表征形式是指，当物理信息按照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后，是采用抽象化的概念形式，还是采用形象化的意象形式，或者兼有两者。通常，物理认知的信息组织与其表征形式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化的认知与意象化的认知具有非对称性。但也有非典型化的案例。这显示出物理认知活动的复杂性。

科学史家J。麦卡里斯特指出，科学理论的形象化和抽象化（概念性的）不应该被看作是理论的无关紧要的或者可消除的性质，就像理论援引模型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样；与之相反，这两者是理论的深层性质，是表征理论的特性的。在历史上，偏好形象化理论的科学家和偏好抽象化理论的科学家在科学共同体的理论选择规范中进行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倾向于形象化的理论；在另一些情况下，科学共同体倾向于抽象化的理论。这取决于该共同体内部两派科学家的竞争结果。[80]我非常赞同麦卡里斯特的上述观点。所要补充的是，这里说的“形象化”是基于具身性活动和感性“看入”的视知觉化和意象性的活动，它通常同人们的日常经验相关，而与所谓“心灵之眼”构造的几何图像或观念化的图式无关。后者严格说来是抽象思维活动的伴生物，是概念性的和数学化的。因此，在我看来，形象化的类型不只是知觉图像、心理意象，还包括类比、隐喻、象征等非逻辑的表征形式。

科学哲学家盖里森（PeterGalison）在《图像与逻辑：粒子物理学的物质文化》（1997）一书中，从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的角度入手，向我们描述了20世纪粒子物理学文化的两大工具性表征传统：图像传统和逻辑传统。这两大传统是微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相联结的两大物质性装置。所谓图像传统，它与形成图像的方式有关，包括借助于云室、核乳胶、气泡室手段使微观世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直接地被再现或“模拟”出来；所谓逻辑传统，它主要通过使用与电子逻辑电路（eleiclogiccircuits）相连的电子计数器（eleiters）来表征，所保留的是事件之间的逻辑关系。简单地说，图像装置产生图片，逻辑装置产生（逻辑）计算。由于这种研究范式将物质装置与特定的“亚文化”联系起来，并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看作是这样两种传统保持必要的张力的结果，因而具有较强的解释力[81]，也与我的研究视角相契合。不过，如果能将这样两种传统与科学主体的两种基本的认知方式联系起来，再从宏观文化或文明板块的角度加以诠释，就更能看清现代物理学中两种基本脉络，因而也就更有说服力。

毋庸置疑，如同拼音字母一样，西方物理学一开始也包含有视觉的因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力”这个触觉概念被转变为视觉可以理解的方面，即“力”被转换成视觉可理解的运动而被定义为“力是维持物体运动的原因”。类似的，在伽利略那里，“力”体现在了可以在视觉上进行测度的空间（还有时间）上，并且，伽利略关于力的视觉性的定义为牛顿力学公理的建立奠定了基础。[82]但仔细地分析不难发现，西方古代物理学和近代物理学之所以热衷于物理现象的视觉方面，是因为这些方面易于获得形式化的表达；尤其当这些方面与光的现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则更是如此。例如，在物理学家的眼里，所谓的光线不过是抽象的几何线条（在牛顿的几何光学那里），光以及物体的任何感性性质都被剥离掉了。难怪哲学家胡塞尔在评价伽利略的物理学时指出：“每一种通过特殊感性性质表明自己为实在的东西，在形态领域——当然总是被认为已经理念化了——的事件中肯定有其数学的指数，由此间接地数学化的可能性也必然在充分的意义上产生出来。”[83]这里的数学更多的是指欧几里得几何学。它表明，所谓视觉化不过是几何化的。或者说，视觉化成为一种“纯粹形状的度量”。它自身丰富的感性性质被简约、删除掉了。相关的讨论可回看第十章第三节的相关内容。

具体到每一位物理学家的认知过程，不可避免地是要伴随着知觉和意象活动的展开的。因为物理学家也是具身性的个体，他们的认知活动，包括高度抽象化了的思考活动，都离不开他们的大脑神经系统，也离不开他们通过感性经验所获得的知觉状况。例如，牛顿把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看作是两种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凭借知觉和意象的帮助才得以完成的。其中的奥妙在于牛顿用了一个较为复杂的知觉模型去取代原来的（即开普勒的）简单的知觉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意象。在牛顿看来，曲线运动的两种相互牵制的力的意象比之行星“自性”运转的意象，要简单一些。由于这两种力的作用只能被间接地看到，或者说只能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看到，就必须形成更为清晰的“心理意象”。具体来说，必须把在一根绳子上系上一块石头绕人体旋转的意象，运用到宇宙天体的旋转运动之中，因为宇宙天体之间既看不到绳子，又看不到吸引力。[84]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物理学家通过知觉和意象创造性完成的认知过程并不等于物理理论的最终表征过程。或者准确地说，牛顿对两种作用力的发现并不是他的视知觉的简单记录和心理意象的简单复制；他还必须借助于“心灵之眼”，从概念上加以把握，最终以数学化的方式表达出来。

迪昂曾在《物理理论的目的和结构》一书中提出用所谓“唯象理论”来概括和指称物理学的理论性质。他写道：“当我们分析一位物理学家为了对感性现象提出解释而创立的理论时，我们往往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个理论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唯象的，它对规律加以分类；另一部分是解释性的，其目的是要把握现象背后的实在。”[85]在他看来，物理理论并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种简化和有序的描述，它按照一种日趋完备、自然的分类方法，把各种规律整理起来，至于自然现象背后的实在或原因，那是形而上学的事情。他因此认为，整个物理理论基本上是“唯象”的。

在这里，迪昂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术语——唯象。很明显，“唯象”首先与“感性现象”有关。客观地说，相对于数学的公理化系统，物理学不是单纯地对抽象命题进行逻辑推演，而也同时对物理世界进行描述、说明和解释。因此认为物理学是从感性现象出发，对物理现象加以分类，侧重于对宏观的物理现象和实验材料进行描述，进而称其为“唯象”的，也未尝不可。但是认为在此基础上引出若干原理，并运用数学的方法建立数学模型，以期获得规律性的说明，从而建立物理理论，也属于“唯象”的范畴，甚至认为包括牛顿力学在内的整个物理理论基本上是“唯象”的[86]，则明显有失偏颇。用这样一种观点来概括和指称经典物理学的某些特征，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理论问题，也未能准确概括经典物理学的方法论特征和认知表征形式。因为这个时候的物理理论的表征形式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形象”的了，更不是“唯象”的了。

仍以牛顿力学为例。人们通常认为，牛顿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经验的。即他的研究通常都是从物理现象出发的，并且他本人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假说。用牛顿自己的话来说：“如果你能从现象中引出两三个普遍的运动原理，然后再告诉我们一切有形之物的性质和作用是如何从这些明显的原理中推导出来的，那将在哲学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那些原理的原因。”[87]可是，人们发现牛顿的那些包含着某些“象”的因素和成分的理论实际上蕴含着先验的原则。正如科学哲学家E。伯特（EdwinArthurBurtt）指出的，牛顿“哲学中的推理法则”中的第四条法则虽然表明牛顿的实验方法优越于从先验假定进行的演绎方法，但其他三条法则，尤其是第三条法则——“如果物体的一些性质既不允许有程度的加强又不允许有程度的缓和，而且被发现属于我们实验范围内的一切物体，那么应认为它们是一切物体的普遍性质”——简直就是笛卡尔式的高度思辨的假定！[88]此外，人们都愿意引用他否定“假说”的那段原话，但正是那段原话的后半部说的是：“在实验哲学中，命题都是从现象推出，然后通过归纳而使之成为一般。”[89]为了获得这种“一般”，牛顿绝没有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对一些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解释。例如，他在1674年以后曾经试图用以太说对重力产生的原因作出说明；在1679年2月28日给玻义耳的信中，更具体地说明了他关于以太产生重力的猜测。只是在这方面，牛顿显得比较谨慎而已。[90]至于研究方法，牛顿强调了演绎推理和数学表达的重要性。他的许多定理的形成得益于从公认原则中所得到的推论。例如，他认为光线的正弦折射定理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符合自然的简单性和均匀性原则。因此，他主张通过实验对现象进行简化，以便抓住并精确定义现象的那些定量地发生变化的特征，然后对命题进行数学阐释。如他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巨著中用欧几里得几何和研究范式将整个力学建造为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些恰恰是分析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数学的方法，而不是什么唯象方法（phenomenologicalmethod）。

也许人们会说，相对于微观领域对对象的结构和机制的深层次研究，经典力学只能算是宏观的物理理论，它更集中于“是什么”“怎么样”的状态和层面上，只是一种“现象”的描述，所以当称其为“唯象”的。[91]然而，就经典物理学来说，对“是什么”的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为什么”的解释。例如，牛顿远远超出了开普勒和胡克等人的视野的地位在于，不仅由天体运动的现象精确地导出了引力的平方反比定律，而且还把这一定律与广义的圆锥曲线运动联系起来；把天体的运动与地上物体在重力作用下的运动归结为统一的力学作用。很显然，相对于开普勒等人的描述，牛顿对天体运动、力、引力等现象的说明和解释绝不是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根本不只是单纯的唯象的描述！也许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将布拉赫·第谷对行星轨道的精密观测和开普勒的三大定律称为“唯象理论”，而将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理论称为“理论架构”[92]。

诚然，相对于微观领域，如热力学对气体分子运动的研究，牛顿力学不能作简单的推广；相对于气体分子运动规律和机制的研究，牛顿力学是过于“宏观”了：热力学中的一些基本量如热量、温度和压强等，似乎没有什么力学属性；而力学中的概念诸如力、质量、加速度等，在热力学中似乎没有使用价值。但我们决不能站在热力学的视角上将牛顿力学降低为现象的描述或只是“唯象”的，不能认为热力学因为对气体运动微观机制的研究而提供了对牛顿力学所描述的现象背后的本质说明；我们只能说，牛顿力学与热力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牛顿力学提供的说明和解释在特定的领域和范围内是普遍有效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只适用于由大量分子组成的系统，而不适用于个别分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热运动的研究更适合于唯象方法或现象学方法——人们只要搞一套纯经验的描述就可以了，不必等分子层次完全了解也行。这一事实说明，在物理学研究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存在“唯象”的因素。我们不能把微观与宏观的相对性、“知”与“不知”相互转化的无止境性，作为一种物理理论是否是“唯象”的唯一判定依据。

除了要考虑物理研究的对象以外，更要考虑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方法以及所采用的认知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既要考虑物理研究的客观对象，也要考虑物理研究的主体认知状况；既要有物理现象之“象”，又要有物理思维之“象”。事实上，迪昂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主体之“象”。在谈到英国物理学家所谓的“宽阔思维”时，迪昂分析了物理学家从可见和可感知的映像出发所建立的具象化的模型等问题。如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rherford）提出的原子核模型就是一种形象化的模型。（见图14-4）为此，迪昂说：“在物理学家的头脑中永远存在着两类装置，一类是物理学家操作的玻璃和金属的具体装置；另一类是图解式的、抽象的装置，理论则用这种抽象装置来代替具体装置，并依靠它来进行推理。”[93]这表明，如果采纳一种英国式的所谓“宽阔的思维”便可获得唯象的理论或含有较多唯象成分的理论，因为这一种形式有较多的形象、图像和意象的成分。但是，从昂迪多少带有贬低的意味谈到英国物理学家的形象化模型的做法来看，他似乎更青睐于日耳曼式的物理理论的逻辑构造。在他那里，“象”的意义受到贬抑，更何谈“唯象”！这是他关于物理学理论说明的内在矛盾之所在。

图14-4卢瑟福原子结构的“太阳系模型”图

如果上述关于物理理论是否唯象的分析和判断标准可以成立，那么，牛顿力学乃至整个经典物理学（统计力学和热力学的情况有些特殊）的表征形式本质上不仅不是唯象的，而恰恰是概念论的！即它是概念性的论述，是一套逻辑化、数学化的概念和命题构成的陈述集合。[94]这一点还可以从因果性的角度加以判明。因为，确定经典物理学是唯理性或抽象的表征形式的另一个标志，就是它的因果性。所谓因果性，即用因果律作为表征知识的基本定律；凡是一条定律，它允许我们从一个空间或时间领域的知识推论出另一个空间和时间领域的某种知识，就可以称之为因果性定律。很显然，在牛顿力学中，其运动定律正是人们可以用来预测天体轨道和地面上物体运动状态的因果性定律。这种因果定律在牛顿时代是表明自然现象的规律性的唯一形式。[95]

当然，经典物理学概念性的表征形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与由空间认知到时间认知的转向大致相同，从19世纪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开始，物理学中的唯象因素或意象的表征方式不断增多。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从研究对象来看，当研究的对象超越于人们的感官知觉（包括通过实验手段扩展的感官知觉），如微观粒子现象；或者，研究的对象过于复杂，如非平衡态系统，人们往往只能通过对对象的整体状态、外部功能、迹象表征、演化趋势等宏观“刻画”来加以把握时，传统的基于“原子论”的研究思路，基于精确的概念分析的语言表达，基于严密的逻辑符号的数学建模等，已经不能满足新的研究需要了。这时，人们不得不借助于另外的表达方式、思维方式。科学实践证明，意象化的认知和研究方法能够有效地突破传统概念论方法的限制，并为新的科学理论提供必要的替代物和表征物。

下面，我试以唐义平等（1997）在《超导唯象理论——兼论两种重要思想脉系的汇流》一文[96]提供的案例加以分析和说明。

超导物理学是对超导电性机理和超导材料性质进行研究的学科，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物理学家昂内斯（H。K。Onnes）主持的荷兰莱顿大学实验室首先在低温液氦中置入水银，并不间断地测试它的电阻。他们发现，在低温4。2K（零下268。96℃）左右，水银的电阻迅速下降，最后变为零。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的低温超导现象。为此，昂内斯获得了19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同时也创立了超导物理这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对于超导现象的机理是什么等问题，人们当时并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物理学家尝试进行各种解释。其中包括认为超导是电阻为零的理想导体的观点等。而这些解释通常把一种功能状态的东西误指为具有这些功能状态的实体，试图以本原的思维方式去探讨超导的微观机制。然而，对超导机理的这些解释并没有形成一致的、有效的理论。于是，人们又回过头来致力于超导的现象学的描述方面。1933年，德国物理学家梅斯勒（W。Meissner）等发现了超导体的排磁现象。随后，两位荷兰物理学家戈特（C。J。Gorter）和卡西米特（H。B。Casimer）又提出了“二流体模型”和超导热力学理论。随着观察现象关联视角的扩大和对现象理解的深化，其描述更为接近现实。1935年，英国物理学家伦登（London）兄弟提出了适用超导电子的新方程，并与麦克斯韦方程组结合，从而用于解释超导体的电磁性质和“Meissner效应”。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些研究基本取向于唯象表征。即用“功能本体”取代电子、能量之类有实验验证意义的“物理本体”。这样，在唯象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物理学家提出了电子通过点阵的振动耦合成电子对，进而形成电子间的吸引力的观点。1957年，美国物理学家巴丁（J。Bardeen）、库玻（L。N。Cooper）、施里弗（J。R。Schrieffer）合作研究，在电子对假设下，设想超导体中电流流动的微观机制，并形成了“BCS理论”。经过近几十年超导物理学研究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即使今天人们也难以用分析本体论的方式去说明超导的物理机理，或者仔细“看看”电阻是如何消失和电子是如何流动的。正确的方法是从现象入手，由浅入深，从局部到整体。具体来说，一是从质点间的作用体系向唯象的功能与机制描述逼近；二是从点性的孤立描述向集性的关联场视野逼近；三是从物质性本质的探寻向秩序结构过程性衍生的方向逼近。所有这些，其方法论的特征与中国传统的注重功能、强调完整的系统演化的唯象理论（具体表现为营卫动力学）非常契合。或者毋宁说，超导唯象理论体现了中西两种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各自特质，以及它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交融与汇合，显示出当代物理学的发展趋向。

第二，从研究主体来看，意象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变得重要起来。玻尔兹曼指出，传统演绎法的一个缺点就是不能具体地建立图像，而“心理图像”（mentalpictures）恰恰是建立力学基础的主要方法。同样地，马赫非常强调“表象”在科学认知中的作用。他举例说，当把一种情况下获得的周期性的表象确定在光射线出现的一切情况下，我们就通过这个思想丰富了一切光学事实；如果没有重力加速表象的指导，对抛物线的投掷运动和分析也是非常困难的。这种表象只有在非常简单的情况下才能获得。[97]在马赫或者还有玻尔兹曼的影响下，爱因斯坦也很重视形象思维的作用。他认为，正是视觉型的意象活动成为他创造性思维活动的主要构成部分。例如，他曾回忆他少年时想象“追光”时的情景，当时他构造了一个追光者追赶光波的某一点的心理意象。他假定，追赶者的速度总会在某一时刻达到光的速度，这时在他的心理意象中可能出现的是：光将是一个驻波，即光波将在空间里作上下运动，就像一根一端固定在墙上而另一端上下抖动的绳子那样运动。虽然，经过整整10年的思考，爱因斯坦终于认识到，无论这位追光者如何加速地运动，他不仅永远追不上他想追上的光点，而且这个光点永远以恒定的速度（即光速）作相对运动。[98]但是他后来的这一结论正是在他早期的心理意象基础之上通过思想实验做出的。该思想实验表明，心理意象的产生不仅使爱因斯坦能够“看”思想实验过程中的图像，而且能够使他超越已知事实和通常知觉图式的限制。

从跨文化认知的角度看，汤川秀树的研究是比较典型的个案。他个人的物理学研究与他的家庭背景，尤其是他的父亲的教育有关。他父亲深谙中国文化，并极富想象力。他本人幼年时读过《西游记》，后来又读《庄子》。这些作品对他的想象力的培养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些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使他的认知方式和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给予他的研究以积极的促进作用。例如，《庄子·大宗师》中有一个比喻：“今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在这里庄子把人比喻为广阔的天地间由那种看不见的模子铸成的某种东西。受此启发，汤川秀树时常把物理学定律说成是“看不见的模子”（invisiblemold）。意思是说，自然界在它的内部包含着一种不可见的机构，它能够产生无数个相同的东西。他将电子与同一类型的其他粒子看作是毫无区别的东西。在汤川秀树看来，“单靠逻辑是什么也干不成的。唯一的道路就是直觉地把握整体，并且洞察到正确的东西。换句话说，这里更重要的与其说是铲除矛盾倒不如说是在整体中发现和谐。……要想综合矛盾，就必须首先直觉地考察整体”[99]。

第三，技术科学的进步拓展了人们的知觉和想象空间。物理思想与技术的互动是当代物理认知的突出表现形式。正如美国技术哲学家和后现象学家唐·伊德（DonIhde）所指出的，技术科学的发展，从认识论和认知科学的角度看，不仅造成了一种所谓“经验转向”，而且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重要的技术——成像技术（imagingteologies）。例如，从最古老的用黑石英做的镜子（中国），到近代伽利略的望远镜，再到当代的射电望远镜等，都是这种“成像技术”的展示。因此，每一次成像技术的进步都是对视觉现象学的一次修正。[100]只是当代成像技术的水准达到前其所未有的高度，其视觉和意象的认知效应更为突出。其中，计算机对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加速了可视化的进程。当海量的数据被转化为图像时，人们实际面对的是一个图像化了的世界；人与外界的联结均以图像为界面。即使那些不能为人所知觉到的发射物，在经过新的成像技术的“合成”和数字计算机的“解读”后，同样可以转译成具身性的视知觉图像。我认为，除了伊德所列举的宏观成像技术外，由纳米科技所提供的微观成像技术也同样显示出上述神奇功效。根据吴全德院士的研究，借助于透射或扫描的电子显微镜和带照相机的光学显微镜，在超高密度信息存储的纳米薄膜材料上，按照薄膜的制备方法，采用真实识别法或离子团束沉积法，可拍摄到这些纳米材料上的图像画面。其中有些图像颇具艺术观赏性。[101]

当然，与认知信息组织方式的偏向一样，当代物理认知表征方式的偏转，也是就西方物理认知的原有表征方式而言的。实际的情况依然是，两种表征方式存在着融合的趋向。我们可以以原子物理学在1927年至1932年间发生的情况为例。在那段时间里，物理学家海森伯注意到，当把传统的“直觉”和意象扩展到原子领域时，原子和意象之间是相互排斥的。即电子和原子不像人们日常所感知的客体那样，它们似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物理实在性，人们对电子的运动无法用通常熟悉的时空概念来描述。他说：“物理学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从局部的实验情形出发，就以为可以获得实验的总体情况。也就是说，你获得了某种图像。当然，‘图像’一词该用引号标明。这个‘图像’允许你猜想其他实验将如何发生。所以，后来你就试图以语言形式或数学公式赋予这一图像的某些确定的形式。随后经常发生的事情是，这些‘图像’的数学形式或用文字描述的‘图像’常常是错误的，而实验推测仍然相当正确。这是因为，你大脑中具体的‘图像’，比你试图写在书面上那种经过合理化后的图像要好得多。当然，这种情况是十分正常的，因为众所周知，合理化通常不是开始而是最后的阶段。”[102]在这种情况下，海森伯决定重拾概念表征法，即通过分析数学结构的物理意义来形成一种新的意象方式——如果这种方程能够称作意象方式的话。在他看来，原子物理的数学符号决定着理论物理的意义，原子领域的某些形象必须通过原子物理学的数学而得到。据此，他提出了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描述原子世界的理论——矩阵力学。1927年，海森伯已经开始用量子力学的数学来决定理论符号的意义，并对这些符号做了一定的限制，这就是他发现的著名的测不准原理。

海森伯对传统意象方式的挑战得到了玻尔的支持。事实上，玻尔早在1913年就发现，卢瑟福的有核模型是原子的一个好的半准确表象；但是另一方面，他本人的氢原子模型表明在原子结构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中蕴藏着某些无法归结为普通的力学原理和电磁学原理的条件。从认知方式上看，一个电子在两个定态的“等待位置”之间的跃迁，是没有办法视觉化的。这样，太阳系原子模型的意象功能就丧失了。到了1920年至1921年，玻尔进一步注意到光的干涉观点引起的无法克服的困难。他指出，光量子在“时间上不可避免的涨落，使得采用直观图像”来分析碰撞过程和原子结构“将困难得多”[103]。为此，他明确主张调整人们从知觉中借来的感知模式，使之逐步适应深化了的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前面提到，正是人们的研究对象无法像宏观物理学那样为人们直接知觉，因而求助于意象表征的形式；同样，对微观领域中仅凭知觉和常识所不能及的对象的把握，同样需要求助于概念的表征。这似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道理很简单，不可观察世界的物理知识，绝对不可能依靠观察的归纳推理来建立；来自经验的归纳在逻辑上并不一定比演绎对理论的真理性有优先权。[104]如果这时的物理学家仍执着于传统的知觉图式和意象表达方式，便会妨碍他们的理论发现和理论创造。例如，由于彭加勒对感性知觉的过分强调，他便不能给远程的同时性（distantsimultay）下一个系统的定义[105]，而爱因斯坦的视觉意角方式明显地成为阻碍他接纳量子力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当薛定谔试图重新开启亚微观领域的形象化通道时，他的波动力学的形象化尝试并不成功。大多数物理学家没有接受他对Φ-函数的波动解释而是接受了不支持形象化的统计解释，就是明证。

微观粒子物理学中概念化表征的“勃兴”并不推翻我前面谈到的意象表征方式转向的观点；它只是证明，在概念表征与意象表征之间趋向于一种新的平衡状态。可以这么说，当代物理学研究方法和认知方式的高度抽象化或非形象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它们越来越接近于不借助于实际可感知的客体所形成的图像或意象的做法；同时又离不开知觉的扩展和抽象的“直观”。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含义的例子，便是著名的“费曼图”。（见图14-5）[106]该图显示两个电子通过交换一个光量子（波浪线）而产生相互作用。它的“交换”与“徙动”既不同于传统的基于日常经验感知的形象化表征，又提供了一种数学化的表达。用现象学的语言来说，这个图不能用胡塞尔的“看入”来加以解释，而只能从非常抽象的作图规则入手当作“看作”加以解读。[107]这种情况表明，当代物理学在意象化与概念化两者之间达成一种新的默契：意象化与概念化两种认知方式并不是泾渭分明地截然分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可以肯定，只要这个世界依然是人们经过感官来认识，并且具身性地指涉于世界的相互作用之中，意象化的手法无论被抽象化到何种程度，它自身终究是不会完全消失的。

图14-5显示两个电子库仑斥力的直观性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