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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物理认知的信息组织 空间与时间（第1页）

第二节物理认知的信息组织：空间与时间

在东西方物理思想交汇的背景下，我们再来讨论物理认知方式问题。我将用两节的篇幅分别从认知的物理信息组织和物理信息表征两个维度加以阐述。

恩斯特·卡西尔指出，“描述和分析空间和时间在人类经验中所呈现的特殊品性，对于一个人类学哲学来说乃是最有吸引力和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空间和时间的经验有着各种根本不同的类型”。[41]本节从物理科学认知的角度讨论空间和时间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表现形式。具体来说，物理认知信息的组织是指，在对物理现象的认知过程中，是倾向于空间形式的组织方式还是倾向于时间形式的组织方式，或者兼有两者。前者基本属于静态的、结构化的和局部化的组织方式，后者则基本属于动态的、生成的与整体化的组织方式。必须承认，对这些认知现象的分析涉及空间与时间、几何与空间、几何与物理诸范畴，在这样一节短小的篇幅里澄清这些范畴及其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我重点阐明近代以来西方物理认知在原有空间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向时间组织形式靠拢的某些趋向和特征。

一般而言，近代科学是在不断地打破托勒密的“水晶球体系”的宇宙构造模式，由封闭体系走向开放的、无限的体系过程中产生的，但它的思维形态、认知机制本质上是空间化的。或者说，近代科学是在挣脱一种空间束缚后而又坠入另一个空间牢笼的过程中诞生的。

作为近代物理学的哲学阐释者，笛卡尔认为，物质的根本特性是它的广延性，物质及其广延性两者是不可分割的。自然，承认广延性，就意味着把宇宙设想为充实的空间。这也就否定了古希腊人的“虚空”概念。但鉴于物质的无所不在以及它的本性只在于它是一个具有长、宽、高三个向量的实体，因而它不过是以另一种形式确证了自古希腊人以来所持有的空间认知图式。并且，笛卡尔为他的哲学阐释预留下了空白地带。这个空白地带就是他相信精神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由于这一原因，笛卡尔一方面确信广延和空间在物质世界中的无所不在，另一方面他又相当确信物质世界的有限性——因为只有上帝是无限的。而这种内在的矛盾给那些信奉上帝的哲学家或神学家以充分的发挥空间。例如，与笛卡尔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亨利·摩尔就对笛卡尔的广延说加以推广。认为精神不具有广延性是一个错误的想法，也就是说，精神也是广延的。不仅如此，上帝也是广延的。由于精神和上帝是无形的，精神、上帝所具有的广延性和空间属性必然地属于无形的实体。又由于上帝或神的无所不在、它的无限性、它的不被创造性，作为上帝或神的存在形式的空间也是无所不在的、无限的、不被创造的，甚至是不动的、同质的、不可变的和唯一的。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了在物质世界之外仍然存在“空间”的想法，为“绝对空间”提供了神学论证的基础。如果我们将这种无所不在的空间形象同日常经验联系起来，那么承认绝对空间是上帝的一种属性，实际上是为所有事物找到了一个硕大的容器或接收器。[42]

伽利略无疑是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但根据法国著名科学史家亚历山大·柯瓦雷对落体概念的研究，伽利略及其他先驱们（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笛卡尔等）都出于同一原因犯了同样的错误：由于“在空间中看（也就是说去想象）比在时间中想要更容易些”，“所以，放弃原因解释加强了几何化因而还有空间化的倾向，这并不令人惊奇。伽利略不是思考运动，而是在心里想象运动。他看到的是线，是可以变速度穿越过的空间。而他正是把这种线——轨迹——当作为速度这种作用的论据了”。[43]从认知方式的角度来看，柯瓦雷确实指出了伽利略科学思维的空间化特质，而这种特质借助于几何而得以强化。在伽利略那里，他的落体定律不再是一个思辨式的说明，而是一个借助于几何的概念推导出的具有数学化特性的理论。即他对速度和加速度的精确研究，使他设计出一种对时间进行几何表示的简单技术。其结果不仅使空间几何化了，也使时间几何化了。当伽利略指出人们可以用物质来填充那些只是几何的和非物质的图形，并给予它们以重量时，他实际上不仅把某个图形与“力”或“力矩”联系了起来，而且也明确地承袭了古希腊人的一个古老的传统，即将几何空间或准确地说是欧几里得几何空间看作是真实的宇宙空间。[44]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笛卡尔和伽利略开始，整个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几何学与物理学的互动史”[45]。

对于牛顿的老师巴罗来说，几何量的重要属性之一就是它们占据着空间；因为只有借助于几何学，人们才能获得物质空间量度的明晰概念。同样地，作为巴罗的学生，牛顿甚至将空间提高到上帝用来感知事物的“器官”的高度。从这样一种信息组织的需要出发，牛顿在他的物理学大厦中首先确立的是一个空间参考系，而这个空间参考系并不是可以随意地就可以确定下来的。例如，牛顿注意到，如果力不是以任意的方式引入的，而是以始终如一的方式为各种各样的运动指定加速度的决定因素形成的，那么，必须有一个物体运动参考的特许的或“绝对的”参考系。

基于这一考虑，牛顿提出了绝对空间概念，并通过著名的“水桶实验”加以论证。牛顿宣称，相对空间是绝对空间的某个可变动的范围或尺度；它与物体的位置由我们的感觉确定，通常它被看作是不可变动的空间。绝对运动是物体从一个绝对位置向另一个绝对位置的转移；相对运动则是从一个相对位置到另一个相对位置的转移。但由于空间的各部分是看不到的或它们之间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区分，因此我们通常使用的不是绝对位置或绝对运动。然而不管怎样，运动必须以绝对空间为参考系。应当说，牛顿力学满足于人们的感知觉所构造的世界（相对运动），并符合牛顿运动公理的一般推论（欧氏几何学被看作是唯一能够提供测量空间关系的理论），“因此牛顿在把逻辑优先性赋予一个参考系的选择上是完全恰当的，只有相对于这个参考系才能按照他的公理来分析运动，不管他对绝对空间的论证有多少缺陷”[46]。

康德给予牛顿物理学以认识论上的分析和辩护。康德认为，包括物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之所以可能，除了经验给予理性或理智以感觉和质料外，还在于理性本身在经验的范围内给予现象和质料以“先验”的法则或秩序。而这种法则或秩序产生于人类最初级的两种感性形式，即时间与空间。例如，“引力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一定律“好像”是必然地包含在物本身的性质里的，但它实际上已经通过几何学形状，例如圆锥曲线表达了出来，而这些几何学形状正是理性依据一定的条件构造出来的。说得明白一点，自然界引力定律的形成不是得自人们的种种感觉经验，而是得自将这些感觉经验综合起来并加以整理的几何（空间）概念或纯形式。“因此这就是自然界，它是根据理智所先天认识的法则的，特别是根据从规定空间的原则中认识的法则的。”[47]在这里，康德不仅将两种纯粹的感性形式生硬地割裂开来，而且强调了空间感性形式的极端重要性，并认为“空间”是直观的“普遍形式”，是“规定个别客体的一切直观的基体”。[48]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康德的哲学分析表明了牛顿力学的空间认知偏向；对于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来说，空间参考系和欧氏几何学正是他们确立一般认知形式并构造意象的基础。

当然，当物理学家们在试图逐渐使力、加速度、动量、速度这样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更加清晰时，他们很自然地发现自己不得不对时间的含义进行精确的陈述。也就是要在他们的空间图式中安排时间图式的表达。例如，在牛顿的运动方程式中，在加速度的瞬时值中，时间出现过两次：加速度是速度随时间的变化率，而速度是位置随时间的变化率。只不过，在牛顿的方程式中，时间只是一个未经定义的原始量[49]；而且，受他的绝对空间观念的影响，时间被看作是均匀流逝的量，一个线性的、可以测量的量。因而时间也是绝对的。[50]然而，当绝对时间成立时，它与绝对空间是相互冲突的。换句话说，在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两者之间不可能有哪一个是有特殊地位的：承认绝对空间意味着拒绝绝对时间。[51]图14-2显示出两个行星围绕太阳运行的情况。a和b是不同的运动状态，但都是牛顿方程式同样容许的解。也就是说，牛顿运动方程描述的是一个完全可以逆转的世界。类似地，在其他物理学家那里，如在达朗贝尔的物理学著作中，时间在动力学中不过是作为一个“几何参数”出现的，而拉格朗日甚至把动力学叫作“四维几何”。不难看出，近代物理学似乎“遗忘”了时间。[52]

图14-2牛顿力学的时间可逆性[53]

下面我们来对空间认知作些分析，即分析这个时期物理学家的空间图式与认知活动是一个什么关系。由于物理学家的空间图式更多的是借助于欧几里得几何展现出来，因而这种认知分析当首先围绕欧氏几何进行。根据通常的理解，欧氏几何是建立在感性直观基础之上的。不仅它的公理是关于自然物体的某种特征的陈述，它的几何图形也反映了人们的一般感性形式。例如视觉空间形式。这一点在欧几里得的《光学》著作中有突出的体现。在这本著作中，欧几里得讨论了单眼视觉和双眼视觉，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相应的命题。如“如果一个圆弧与眼睛位于同一平面，那么，这个圆弧看起来是一条直线”等。因此，一些学者不仅认为《光学》是关于视觉理论的著作，而且认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就是视觉空间。[54]鉴于欧氏几何的这一认知基础，人们尝试在抽象的几何学与经验的物理学之间建立关联，并认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就是物理空间；当这种几何去掉其身上的单纯的逻辑形式特征时，它能把经验的实在同公理学的几何命题对应起来。

但是，“纯粹公理的几何”是存在的。即这种几何的公理是在纯粹形式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它着眼的是公理的逻辑推理。也就是说，不论这种几何（尤其是它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公理系统）与人们的感性直观有多少内在联系，就它是从少数几个被称为公理的命题推导出来的一个系统而言，它是一套具有内在逻辑蕴涵关系的抽象概念系统，其所揭示的空间性质源于抽象的概念而不是感性（尤其是视觉）对象。正如彭加勒所指出的，所有几何皆以三维连续统为公共基础，而三维连续统并不是感觉形式赋予我们的，“经验促使我们仅仅与作为物理连续统的表象空间联系，它从来也没有促使我们与作为数学连续统的几何空间联系。经验最大限度似乎只能告诉我们，给予几何空间以三维是方便的，以致它可以有表象空间那么多的维数”。因此“空间的特性不是严格所谓的经验真理”。就心智与空间的关系而言，“我们无法想象四维空间或三维空间；我们首先不能把它们想象成空虚的，而且我们既不能想象在四维空间中的对象，也不能想象在三维空间的对象”[55]。概而言之，直观的空间、经验空间不等于概念空间；广延可以见之于几何，而几何不等于广延。数学（几何）空间是无限的、均匀的。从人们方便地将几何空间应用于或配列于物理对象的三维属性来看，几何空间是主观构造的产物。

除了抽象的形式特性外，空间（尤其是几何空间）认知诉诸原子论式的信息组织模式。爱因斯坦指出：“如果我们有一系列彼此相接触并且相对静止的物体，那么其中某些物体就能被另一些所代替。这种允许替换的性质被解释为‘有效空间’。空间显示出刚体所以占据不同位置的性质”[56]。在给M。雅梅（MaxJammer，也译为雅墨）的《空间概念》一书所做的序中，爱因斯坦进一步指出，空间概念最初源于心理学上的“位置”概念；位置既标明其在地球表面上所占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同时也标明在这个很小部分上摆置的“物质客体”。因此，空间的概念不外乎两层意思：一是空间作为物质客体世界的位置性质，一是作为一切物质客体的容器。[57]虽然概念性的思维使得几何超越于感知经验的层面，但是即使在欧氏几何以及非欧几何中同样存在这样的思维“原型”。在爱因斯坦看来，欧几里得几何仍然摆脱不了所谓“刚体”的性质。因为几何学的一切概念都可以追溯到“截段”（strecke）概念上，而截段表示的就是“刚体”。当人们说到空间是无限的时候，人们不过是说有一个可以一个挨一个地安放任意个同样大小的物体而永远填不满的空间而已。这个空间按照排列规律排列出无数的刚体。这些刚体在三维空间中是所谓“球面刚体”。如果将这种刚体或与截段相等的公理套用到物质客体上，那么几何的命题也就具有说明现实物体的性质，尽管不是严格意义上的。[58]我认为，爱因斯坦原本是要通过经验层面的“刚体”和几何层面的“截段”这两个概念来阐述几何空间与物理实在之内在关系的，却实际上指明了几何（空间）认知的若干特性，即相对静止的、原子论式的特性。这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视知觉空间认知的整体性，是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再转到19世纪。这时的情况开始发生转变：物理学中的“时间”因素在不断积累；物理学家的时间认知由不自觉的状态向自觉的状态过渡。首先，对物理现象的深入研究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例如，热力学的研究不仅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像体积、温度和压力等宏观量上面来，而且发现了热量损失的不可逆性。物理学家R。克劳修斯（R。E。Clausius）以精确的数学形式将这一物理现象普适性地表述为“热力学第二定律”。按照这一定律，在一个孤立系统中，自然发生的任何过程，都一定伴随着系统的熵增加，客观上，熵给所有孤立系统提供了一个“时间箭头”。随后，物理学家玻尔兹曼（LudwigBoltzmann）通过引入“概率”这一思想，给予熵增加以微观的解释，从而建立起“统计力学”。不过，由于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过于强大，玻尔兹曼试图放弃证明有一个客观的时间之矢的打算。

其次，占主导地位的空间认知方式面临着“解构”。一些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结合自己的研究将作为“先验图式”的“空间”范畴还原为感性的、可操作的认知范畴。例如，作为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论者，相对论思想的先驱、奥地利物理学家马赫区分了感性直观的空间与所谓公制的抽象空间之间的差别，并认为前者与人们感觉器官的机能有关。其所形成的空间表象具有非同向性和有限性等特点；它们虽然可以接近欧几里得几何空间，但永远不能以经验的方式完全到达欧几里得几何空间。在此基础上，马赫指出，在物理现象中，时间的依赖关系是直接的依赖关系，而空间的依赖关系则是间接的依赖关系。[59]现在看来，这些观点不仅能帮助人们“解构”欧几里得几何（以及非欧几何）的静止的、固定的性质，而且能帮助人们从经验（至少是生理）的层面上确证时间与空间在物理因素中所构成的特殊的依赖关系。

法国著名哲学家柏格森结合19世纪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从心理学和哲学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时间”范畴难以在当时的观念中确立的原因。在柏格森看来，时间虽然指的是一种陆续发生的、有间隔的状态，但它是一种与心理、意识相关的状态，并且是相互渗透的、不分彼此的状态；任何试图将其抽象、切分、简化以致使其凝固化、彼此外在化（物质化）、数量化的做法，都将与时间无缘。因为所有这些做法从本质上说，都是空间化的做法。他说：“当我们谈论时间的时候，我们一般地想着一个纯一的媒介；而在这媒介里，我们的意识被并排置列，如同在空间一样，以便构成一个无连续性的众多体。”[60]例如，物体的运动是包含所谓“绵延”的性质在内的。但是人们测量运动时，实际上是将物体的运动分割开来，并计算运动物体由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时所占据的空间。这样，运动与空间被看成是两种东西，或运动被归属于空间；最终运动也就排除了绵延。其结果，“机械学对于时间，去掉它的一切其他而只保存同时发生，而对于运动自身（在事实上限于对于运动的测量），去掉它的一切其他而只保存不动性”[61]。因此，柏格森认为，虽然物理学中充斥着“时刻”或“时间”，但那只是空间化、物质化的时间，不是真正的绵延。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时间排列于空间这个习惯”，在于“空间向纯意识的逐渐入侵”。[62]

必须承认，上述柏格森在1883年至1889年对时间的思考，是一种哲学家式的思考，他对时间即“纯朴意识中的绵延”的描述与期待是过于思辨化、理想化了的。但同样必须要看到的是，柏格森强调了时间尤其是非空间化的时间范式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何以西方物理学及其整个思考方式难以建立非空间化的时间范式的原因的分析，正是其重要的历史贡献所在。[63]至少他的观点能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时间问题。例如，在他的《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中，我们甚至可以读到“时间并不是人们可以重新走过一遍的一条路线”以及“动作的可能方向不是任何一个方向，只是这个方向”[64]的句子。这些句子若转换成演化物理学的命题，似乎可以读成“时间的不可逆”的含义来。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物理学家、耗散结构理论的创立者普里戈金（I。Prigogine）承认柏格森的著作是他思考“时间之箭”的重要文献之一。他说：“正如柏格森等人强调的那样，一切都已在经典物理学中给出了：变化不是别的，而是对演化的一种否认，时间仅是一个不受它所描述的变换影响的参数。”[65]

虽然爱因斯坦不赞成柏格森的所谓“哲学家的时间”，但柏格森一再质疑的“同时性”概念正是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突破口（当然这并不是指爱因斯坦直接得益于柏格森的“同时性”概念）。对此，心理学家韦特海默从认知的角度进行过分析研究。韦特海默指出，基于“追光”的思想实验，爱因斯坦一开始就在思考光速与运动的关系问题，继而思考时间测量与运动测量的关系问题。而对时间进行测量必然涉及同时性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爱因斯坦的思维是高度情境化的。即爱因斯坦在研究问题过程中生成的心理图像并不受制于语言符号与公理的制约，或者说，爱因斯坦的逻辑结构服从于他的情境结构。正像爱因斯坦接受韦特海默访问时所说的，人们在选择公理时是完全自由的；之所以选择光速作为常数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所给予的情境的需要。例如，在迈克耳逊-莫雷实验情境中，时间被看成独立变量，所以，在测量中，时间是作为单独变量，它与观察者系统的运动没有关系。而在爱因斯坦构造的情境中，时间值与物理事件之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在爱因斯坦看来，由于光线不是瞬时间到达人们眼中的，而是以光速传过来的；当人们这个时候看表时，所看到的是有一点点“过时”了的时间。也就是说，人们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正好“现在”的样子；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的“同时性”。这样，同时性的问题又与“观测者”发生了联系。尽管这个时候的同时性仍然发生于空间的同一性的同时性上，但空间的含义已经与时间、物理事件、观察者等发生了联系（即决定于观测者的相对速度），因而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空间”（不是牛顿的绝对空间）。再加上光速的不变性，在爱因斯坦的新的情境结构中，构造这一新结构的诸项目形成了一种新的联结关系，成为爱因斯坦实现创造的所谓“格式塔转换”。其中，时间的作用有了根本的改变。[66]

为了使这种时空相对论具有严格的数学形式，爱因斯坦借用闵可夫斯基（HermannMinkowski，1864～1909）的四维几何空间来表示，将原来经典理论中割裂的空间与时间关系在几何的含义下重新结合起来，进而在时空关系中揭示了四维时空度规在惯性系变换下的不变性。这样，“不管物理意义如何，时间在物理方程中的作用是同空间坐标等效的（撇开实在的关系不说）。从这个观点来看，物理学好像是四维的欧几里得几何，或者较为准确地说，好像是四维欧几里得连续区中的静力学”[67]。可能人们会评论说，狭义相对论只是对做匀速运动的观测者成立，其理解时空的度规结构是抽象的基本概念，并且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被转化到时空的几何（曲率）当中，因而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牛顿力学的空间认知图式，但我仍然要指明的是，爱因斯坦毕竟是在清晰地思考“时间”问题了。正如他在谈到创立相对论的体会时所说的：“我解决的正是时间这个概念。时间这个概念本来是不能给一个绝对的定义的，但是在时间和信号速度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有了这个新的概念，前面所说的困难就全部迎刃而解。”[68]有关时间在广义相对论中的地位与作用，美国艺术与科学史家、科普作家伦纳德·史莱因（LeonardShlain）作了形象化的表达。（见图14-3）

图14-3广义相对论时空—质能关系符号图形[69]

再来看量子力学。初看起来，量子力学像它以前的理论一样，时间只是处在二级量的地位上。只要人们仅仅谈论概率和可能性，量子力学纯粹就是时间对称的；当量子理论运用于一个孤立系统时，会出现很强形式的彭加勒回归，这显然是一种循环的时间概念。不过，当做出一个特定的测量时，人们会记录到电子已经到达某个地点，而且仅仅是到达这一个地点。这样，波函数以及系统本身必定在进行测量时经受了某种瞬时的转换：从一种反映所有可能结果的形式变成只相应于实验中记录到的单一值，而这是一个不连续的收缩；对电子在屏幕上位置的一项测量，就会把波函数的行为改变成不可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测量操作本身就是把时间箭头引入到量子力学描述的现象中去了。也就是说，波函数坍缩的不可逆，为时间之箭的客观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只是由于测量过程内在的不可逆性，它不可能在现存的可逆性的量子理论框架中得到充分体现罢了。[70]

与爱因斯坦以及量子力学物理学家的研究方法不同，一批物理学家在早期平衡态物理学研究的基础上，着重研究系统的非平衡力学机制和复杂性问题，从而形成了更为清晰的时间概念。其代表人物是普里戈金及其布鲁塞尔的同事。他们发现，当系统远离平衡态时，整体熵的产生以极快的速率增长，这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致的。但同时，这个时候系统的有序行为也出现了。这是因为，当平衡态偏离很远时，稳恒状态变得不稳定了，此时可能会出现所谓“转折点”或“分岔点”，而这种转折和分叉往往使系统有可能变得更加有序。普里戈金将这种远离平衡态的结构称作“耗散结构”，并认为它的产生过程是不可逆的；不可逆过程和可逆过程一样实在，并在物质世界中起着基本的建设性作用。[71]在此基础上，他对当今物理学做了高度的概括，将物理学划分为“存在的物理学”（ThePhysiing）和“演化的物理学”（ThePhysig）两大类。其中，经典物理学属于存在的物理学，而他本人所研究的或今后将要发展的则是演化的物理学。他断言说：“我们正越来越多地觉察到这样的事实，即在所有的层次上，从基本粒子到宇宙学，随机性和不可逆性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科学正在重新发现时间。”[72]

《时间之箭》（1990）一书的两位作者——彼德·柯文尼（Peterey）与罗杰·海菲尔德（Rhfield）对普里戈金等人关于科学重新发现时间的论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指出，不可逆时间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思想的进程。过去“由于过分强调非常简单的或者理想化的模型，使得物理学家们所采用的传统方法，即使对于解释日常现象也是太狭隘了。我们必须认识现实世界的内禀复杂性，并接受一个根本性的概念更新”，“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崭新的大厦的入口处，在那里时间起的作用是主要的，而不是边缘的”。[73]

在这里要补充的是，普里戈金关于时间之箭的思想似乎与中国古代思想存在某种关系。有关中国人的时间观和对时间的认知表征，在前面的章节中已多有论述。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及的是，中国古代对时间不可逆性质的认识。这种认识体现在大量有关时间的论述当中。例如，西汉刘向给《管子·宙合》篇作的注是：“古往今来曰宙也”；还有《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以及《文选》中对墨家两句佚文的注“时不可及，且不可留”等。这些论述表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时间的不可逆性。[74]普里戈金在《从存在到演化》一书的中译本序中指出，现代物理学中的时间问题和观察者所起作用的问题，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75]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古典自然观是他思考时间问题的一个思想资源。事实上，在他有关时间方向性的物理学著作中，他不仅转述了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炼金术士是时间的操纵者的观点，而且直接引述了庄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的原话，来佐证其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的“自组织”性等观点。[76]应当说普里戈金关于时间的不可逆性的思考与中国古典自然观（包括时间观念）的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不可否认，当代物理学仍然是空间认知图式及其几何化表征占主导地位。学者蔡肖兵认为，在当代物理学中，几何术语仍然是物理学理论建构的基本词项；在时空性质、基本粒子特性和场的描述中，充满了如度规、对称、高维等这样的几何学术语，而一些物理特性正是从这些几何术语中导出的。其中，量子力学中的“量子数”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态”几何空间，各种粒子的物理特性和演化是由这些“态空间”表现出的“对称性”映射到时空中表现出来的；量子性质的问题被转化成为量子态空间和时空的几何结构问题。同样，对于统计的基本概念“概率”的要求表明我们在相空间所采取的是一种几何概念。[77]如此说来，这些都与柏格森的“绵延”所要达到的目标相距甚远，甚至让人们相信，柏格森的绵延似乎永远也不会被“表征”出来。但是，抛开柏格森的过于哲学化的思辨不论，当代整个物理学中的时间因素是在明显增长着的，时间的认知方式也在渐趋明朗化，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

上述情形表明，西方物理认知由空间信息组织向时间信息组织发生偏向的情况，是针对西方物理学而言的。实际的情况是，空间的信息组织方式并没有完全消弭，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新的层面上与时间的信息组织方式发生了融合。例如，在玻姆的新物理学中，在一种未分割整体性的序列中，“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隐缠着的”。时间序一般不再适宜于用来表达定律的基本序，或者说，无须赋予时间以基本地位就可以描述出基于隐缠序的整体结构；隐缠序作为一个整体并不等于相互分离且相互作用或关联的对象的集合。如由量子理论可以推断，在空间中分离并且不可能通过相互作用来联系的事件是可以关联的；这一推断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不可能用其速度不比光速大的效应传播对此作详细的因果解释。在玻姆看来，要找到一种没有信号和量子态的有作为的新理论（又能强调微观粒子对于宏观环境的全域相关性），就必须建立一些关于序、度和结构的崭新的观念。在那里，隐缠序是基本的，显析序（从隐缠序中导出的一种由相互外在的、复现的和相对稳定的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对经验领域提供说明）是第二位的、衍生的；隐缠序必须扩展为多维实在，应当被看作是一种高维空间的“卷入”与“展出”过程。[78]毋庸置疑，在玻姆的隐参量物理学中，时间与空间都是从隐缠序中衍生出来的。这种情况非常相像于东方哲学中通过沉思对时间与空间的超越。因为通常关于空间或时间的概念并不是终极真理。[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