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后记（第1页）

后记

关于本书最初的一些想法和写作过程，在导言中我已有所交代。在这里，我还是有几段话想说。

十一年前，我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要抉择：从收入较高、生活待遇较好的一家国有企业来到相对“清贫”的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当时许多人对此不太理解，认为离开原来效益好的单位实在可惜了。然而我的想法是明确的，那就是趁着自己正值中壮年，还有足够的精力，赶紧在一个时间充裕、工作环境比较清净的地方，将自己多年来思考的东西系统地整理出来并写成专著。实践证明，省社科院的工作环境是得天独厚的：不仅有浓厚的思考氛围、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研究资料、良好的人际关系，更有大把的、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保证了我能静下心来做研究，并努力完成自己的研究项目。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说来到社科院工作有什么“失落”的话，那么最大的失落就是“苦”了家里的人，让他们一起跟我“享受清贫”。好在家里人不仅不埋怨反而给予我很大的理解和支持，这使得我愈发的努力。我想，这也是我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能够做出一点小成绩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吧！

古代中国人是非常重视“知”的作用的，有所谓“格物致知”之说，而致知的目的在于“穷理”“明理”。正如大哲朱熹所说：“格物只是穷理，物格即是理明。”回想我这么多年的思考和研究，其实就是像古人说的那样，是在“知”上做文章，或发现一些事实，或解释一种现象，或阐明一类观点，目的就是“穷理”“明理”。在我看来，我们所面对或置身其中的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世界，有许多未知的东西，有许多动人心魄之美，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认识，去欣赏。因为凡物皆有其“理”！当然，要穷理或明理则必须下一番“格物”的功夫。为此，这些年来虽未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却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或通读经典，或搜集资料，或拜访名师，或研讨问题。举例来说，为了能够及时掌握认知科学的前沿领域或国外研究进展状况，我努力克服年龄偏大、记忆力较差的不足，把英语又重新“捡”起来（如坚持每天阅读英语文献达数年之久）。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理”离我还是那么的遥远（更何谈“穷理”）！具体到本书来说，虽然我从主体性的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人类科学历史发展的“类脑模型”，但这并不表明我的研究任务已经完结。事实上，该模型及其概念框架本身还有待于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而在这一框架下所作出的某些分析和判断，所提出的某些观点以及得出的某些结论，还是让人有诚惶诚恐之感。为此，我衷心期待着学界同人和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得到了有关机构和学界同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首先要提到的是，本书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资助。这项资助不仅在精神上给我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并在物质上（包括本书的出版）给予我充裕的经费保证，而且由项目评审专家提出的评审意见，使我进一步地突出了研究的重点，明确了问题的境况，从而使全书的结构更加合理、内容更加充实。其次，书稿的写作得到了学界前辈、同人和朋友们的关心、指导和帮助。他们当中要提到的是，著名科学哲学家范岱年先生、著名认知科学家陈霖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长林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孟建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王鸿生教授、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前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陈晓平教授、浙江大学哲学系李恒威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成素梅研究员、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肖静宁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李思孟和宋子良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已故研究员李步楼先生和《江汉论坛》杂志社陈金清研究员等知名教授或学有所成的资深学者。他们或毫不保留地提供一手研究资料，或给予理论研究上的“点拨”，或给予深思熟虑的修改意见。其中，刘长林先生、王鸿生教授、孟建伟教授在与我的交谈中，给我以较多理论观点上的启发；王前教授则以“第一读者”的身份，在仔细阅读我的书稿的基础上，就书稿中的一些方面提出了许多中肯而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此，我进行了认真的吸收与消化。如果说，因为本人的理解能力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全部采纳王前教授和其他学者们的观点，或对他们的观点在理解与认知上产生了某些偏差，全部责任将由我个人担负。最后，我要特别提到的是著名科学史家董光璧先生。虽然董老与我素不相识，但在得到我的请教信函并了解到我书稿的大致内容情况后，欣然同意接受我的书稿，并在视力严重下降等不利状况下阅读我的书稿的主要部分，最后又应邀为本书撰写序言。其境其情，甚为感人。而他对我书稿的肯定与赞赏既让我备受鼓舞，又让我深感惭愧。在此，我谨向以上各位前辈、同人和朋友，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对我的研究和著作中所引文献的作者们，表示最衷心的谢意！当然，我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关雪菁、李龙洋和齐琳等编辑和校对人员为本书稿的编辑、校对和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记得在上小学的时候，在一个星光闪烁的夜晚，我与班上的一位同学一边望着天上数不尽的星星，一边争论着“为什么地球属于太阳系，太阳系属于银河系，而我们可以看见银河系”的问题。虽然关于银河系到底能不能看见、能看见多少的争论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但却显露出孩提时代那特有的“初心”。这就是源于内心的对自然的好奇与发问。我想，对于一个成熟的思考者、探索者而言，不论后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他们都应当一以贯之、毫不懈怠地抱着对自然和人生的敬畏与追问之心，都应当对“初心”精心呵护、妥善保存。共勉吧！

蒋谦

2016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