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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威廉冯洪堡特等语言学家的相关论述（第1页）

第一节威廉·冯·洪堡特等语言学家的相关论述

在我们的文化世界里，不同民族的语言林林总总、各具特色。早在18世纪，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开创了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工作。他们的成果告诉人们，理解一种语言就是理解一种民族文化和一种民族精神。其后，语言学渗透于人类学当中，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在当代，语言学和认知科学相融合，发展出语言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认知语言学。在这一节里，我将着重介绍威廉·冯·洪堡特、本杰明·沃尔夫和莱科夫三位重要语言学家的有关论述。

先来介绍威廉·冯·洪堡特的观点。按照欧洲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typology）的观点，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大体上划分为不同的类型[3]；每一种语言体现着一定的民族精神。正如威廉·冯·洪堡特所说：“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因为对心灵来说，每一外在的对象只有通过概念才会获得真实的存在，一个民族的语言多少世纪以来所经验的一切，对该民族的每一代人起着塑造成型的影响。”[4]例如，英语与汉语对各自民族精神就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由于英语是一种语音形式主导的语言，因此，“一种与英格兰民族性相维系的智力潜能在起着作用，它有时反映在思维的迅捷和果断上，有时则体现在严肃的热情之中；正是这种智力潜能努力要使在意义上得到强调的要素在语音上也获得压倒所有其他要素的优势地位”，由此“英语便构造出了从重音和发音上看奇妙无比的词的结构。语言需要强有力的重音，需要精确地区分重音的细微色彩，这种需要无疑在英格兰人的民族性中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英格兰人才会特别关心语言的这个方面。”[5]换言之，这种音节的高度分节性、分辨性有效地促进了英语民族的细节分析的思维方式的发展。

但是，“在汉语里，不可能发生保持言语联系需要的词形变化，因为汉语的语音结构已经固化，它严格地把音节相互区别开来，阻止音节发生形变和组合”[6]。因此英格兰民族语言中所具有的丰富的形式（语法）标记在汉语中是缺乏的。而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走上发明字母文字的道路，当然有一定的原因。由于汉语口语从来不把声调与声调融合起来，这些声调也就并不怎么需要单独的记号；听觉怎样感知语音单位，这些语音单位便怎样由文字记录下来。人们从象形文字出发，而不向字母文字发展，于是就构成了一种富有艺术性的、任意地建立起来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具体符号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始终是概念的而不是语音的”[7]。应当说，威廉·冯·洪堡特对汉语的分析把握住了主要方面，这就是汉语不像英格兰语那样，注重于语音方面，并有精细的切分。但汉语也有优点，这就是高度的结构一致性、用非语音的方式来表示形式关系等，这些又是英格兰语所做不到的。

其次介绍沃尔夫的观点。在前面的介绍中已经指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沃尔夫通过对美洲语言、非洲语言、汉语、藏语以及土耳其语言的研究，发现这些语言与欧洲语言有着明显的差异。相比较欧洲语言，美洲语言能够更好地接近和表现自然及各种事物关系。例如，霍皮语中的动词有特别丰富的体（aspect）和语态（voice），极具表现力，其动词中没有客体化的时间基础，也就是说，客观化的时间在他们的语言中被当作主观意识的连续体来看待。而且，现实的事物或事体被当作过程性的“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事件中”）来加以处理。根据这些发现，沃尔夫指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新的相对论。该理论认为，同样的物质现象并不能使所有的观察者对世界产生同样的认识，除非他们的语言背景相近，或是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校准。”[8]这就是著名的沃尔夫“语言相对论原则”（linguisticrelativityprinciple）。

沃尔夫特别比较了欧洲语言和美洲语言分别对科学思维的影响。他说：“英语中的术语，如‘天空、山峦、沼泽’（sky，hill，s）使我们将连续的自然中某些难以捉摸的方面看作是独立的物体，就像桌子或椅子那样。所以英语以及类似的语言使我们相信，宇宙是与词相对应的独立物体和事件的集合。古典物理学和天文学就蕴含了这样的图像——宇宙是由相互分离、不同大小的物体集合而成。”[9]而美洲语特别是霍皮语能够以事件进程的方式（包括主观体验）来描述时间。同时，“我们已经看到霍皮语如何细致地描绘出可以被称为‘原始物理学’的特定领域，看到它如何根据形变过程的基本类型，将所有振动现象加以分类，其分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真正的科学精确性。霍皮语对自然界某个领域的分析可以自由延伸，总体上与真正的物理学并行不悖。这种延伸非常适合用来分析完全属于现代科学技术世界的大量现象——机器和机械装置的运动、波动过程和振动、电力现象、化学现象。这些现象霍皮人从未听说过或想象过，我们自己也不知该如何确切地命名。事实上，霍皮语能比我们最新的科学术语更好地处理这些振动现象。”[10]据此，沃尔夫大胆地做出一种判断：近代以来的科学世界观是根据西方印欧语言的基本语法特征概括而成的，它并不代表人类科学（理性）的顶峰；现代科学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突破西方印欧语的“方言”（dialects），彻底摆脱机械的、实体性的、空间化了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通过吸纳包括霍皮语在内的美洲语和非洲语的营养，以便在更高层次上构筑新的宇宙观和思维方式。

最后介绍莱科夫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认知语言学为我们认识印欧语与汉语的差异提供了新的空间。认知语言学（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理论）把语言看作是与人的大脑神经构造和心智模式相关联的认知现象，强调用自然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活动背后的认知机制。以著名语言学家莱科夫为代表的所谓“第二代认知科学”进一步强调语言活动的客观现实前提和感性活动基础，把语言的生成看作是客观现实、生理基础、具身经验、认知方式、知识结构等多种主—客体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一反传统语言理论中把语言看作是自治的、抽象的形式化系统的观点，主张以概念的结构和意义研究为中心，通过对语言认知过程中原型范畴、意象图、认知模型以及隐喻诸环节的分析和研究，全面阐述语言构造的机理及功能作用。例如，莱科夫等认为，抽象概念之前的身体经验至少存在两种结构：①基本层次结构（basic-levelstructure）：如“家具—椅子—摇椅”“交通工具—汽车—赛车”等，这显示了人类范畴的一个基本层次结构，包括上位范畴（superordiegory）—基本水平范畴（basic-levelcategory）—下属范畴（subordiegory）。②意象图式结构（image-schematicstructure）。指那些在我们日常活动经验中反复出现、相对简单的结构和空间方位关系。前者如容器（er）、路径（path）、力—动力（foramic）等图式；后者如部分—整体（part-whole）、中心—边缘（ter-periphery）、近—远（near-far）等图式。意象图式是通过身体活动来理解的。[11]

认知语言学理论是作为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的结构主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语言学传统的对立面而提出来的。后者以西方分析哲学和数理逻辑哲学为基础，热衷于语言的形式分析、抽象概括和演绎推理，把语言看作是与人的感性活动、心理状态、意义生成等完全相隔离的纯客观的系统。应当说，这种传统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出印欧语言的基本特征，可看作是西方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本土”语言理论。其不足是，它不能充分概括印欧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现象以及西方语言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新现象。新的认知语言学恰恰突破了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桎梏，注意到传统语言学所没有注意到的语言现象。它基于认知科学视角所展开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不同语言的差异的来源应当从认知方式、概念结构的差异中去寻找；使人们认识到任何语言都有其客观前提和人的感性活动基础，语言的形式与语言的内容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等。其中对语言象似性（iicity）、语义分析和隐喻等方面的强调，为说明印欧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现象开辟了新的道路。我认为，认知语言学所开辟的新道路以及国内学者对汉语认知现象的深入研究，为进一步揭示出印欧语与古汉语之间的不对称性以及这种不对称性的认知机制，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