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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马克思的思想与社会学（第2页）

马克思在很多方面仍然被视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们相信他捍卫了一种特定的“经济决定论”，按照这种决定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机械地或自动地决定着构成社会生活的其他关系和形式，如财产关系、制度和观念。据说因为持这样一种观点，他时而受到批评，时而得到拥护。但是（这一点几乎不必再次指出），这种解释忽视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无论如何，它不就是自身建立在经济现实（商品、货币、剩余价值、利润）之上的资本主义吗？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的中介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其成为抽象物之间的量的关系，与之相比较，中世纪社会是建立在人的直接关系之上的，即主人和农奴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是一种奴役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完全清楚的。一旦社会转型了，人的关系将重新变得清楚和直接，只是没有了屈从。政治经济学是一种科学，它同样是对特定实践的研究：供不应求的商品是如何在诸群体中间不均衡地分配的，这些群体在规模、影响、功能和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等方面都是不均衡的？政治经济学必须被取代，它有能力克服自身。这必须在一个富足的社会中，通过对其技术潜力的充分利用来实现。这个过程要求必须克服法律——它聚合了那些统治着产品的分配和那尚不富足的社会的活动规范和规章。从而，政治经济学仅仅是匮乏的科学。可以肯定，任何社会过去都有，并且现在仍然有一个经济的“基底”（foundation）和“基础”。这个基础决定了社会关系，但是仅就其限制群体和个体的活动的范围而言的；它将镣铐强加给他们，通过限制来组织他们的潜力。在掌控他们的潜力的过程中，作为阶层和阶级的代表的个人就在他们的主动性上承诺了某些东西，这些事情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但是它给经济现实以一个在社会整体中的更加复杂、更高和更多变的位置。因为所有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就要求对经济基础作改变——改变生产和占有的关系、工作的组织和社会分工。

《资本论》是对特殊的社会的研究，即对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社会的研究，并且是对特殊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的研究。它将这两个方面视为同一个现实，作为一个整体。在这里，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被理论地把握，甚于被描述和挑战。作为一种描述，马克思的著作处理的是这个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平衡机制，这些机制倾向于维持社会各种各样的结构：如何达到平均利润率，持续增长的再生产如何平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建立了一个体系。在其中产生了一种人类劳动产品的特殊形式：商品。生产和占有之间的具体的资本主义关系决定着生产力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构。作为一种挑战，这部著作表明的是无产阶级如何在其与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被导向对资本主义的意识。马克思并不停留于这些，他表明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消失的命运。两股社会—经济的力量威胁着它，倾向于打破其固有的结构：工人阶级和垄断（后者是资本集中和集权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简言之，尽管《资本论》包含着一种经济学理论，但它并非一本政治经济学的专著。它包含着其他的某种更重要的东西：一种通过对其彻底批判而替代政治经济学的途径。经济学，更准确地说是经济主义的阐释歪曲了这本著作，如果将其实际的视野削弱为一个单一视角，同时删减这部著作的概念范围的话。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0]，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样写道。这部与恩格斯合作的著作详细阐述了所谓的“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任何“历史化”阐释必须以此作为出发点。乍一看，上述原则似乎是明确的。它说的是，对知识而言，历史是件根本性的事情：人的科学。然而，如果我们更加详细地检查这条原则，那么便会为马克思的所指感到困惑。他如何能够赋予历史以一个如此特殊的地位？他的“历史”指的是什么？

的确，如上所述，如果历史仅仅是人类现实的科学，那么马克思怎么能投身于经济学的研究呢？他为什么迷失了方向？我们是否必须下这样的结论，即他的方法和观点发生了改变，所以从历史主义转向了经济主义，从一种特殊的科学（过高地估计了某一要素）转向了另一种特殊的科学？

这些问题在《资本论》的“前言”和“跋”中得到了回答，这部著作本身也提供了答案。这部著作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详细阐述——它的形成、扩张、顶峰和不可避免的崩溃。它开始于这部著作想整个地证实的一个假设：资本主义社会，像所有其他的任何现实一样，有产生、成长、衰落和死亡。自然的现实、社会的现实、个体、观念和制度，都是如此。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历史在许多阶段和不同的层次上展开。这部著作包含着某些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货币、利率和资本积累等的理论），一些历史的篇章（尤其是关于英国、英国中产阶级和英国资本主义），一些社会学（讨论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市民家庭，从内部透视了社会的阶级，等等）。难道我们不能说，马克思酝酿和规划了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历史学作为一种知识的领域，作为一种科学）所不能涵盖的总体历史学吗？作为过程的历史和作为科学的历史尽管有交汇之处，但却不会一致。历史现实或者“历史性”，我们指的是人借以塑造自身的过程，是他通过他的实践活动生产（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出的东西。人诞生于自然：他产生、发展并维持自身。他成为什么，乃是他自身努力的一个结果，是他与自然和他自身斗争的一个结果。在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中，出现了形式和系统。社会的人的形成，就像生物学上的人的形成一样，是以诸多相对稳定的阶段、相对稳定的结构为标志的。这些实际上也被纳入变化的过程，早晚都要消解或毁灭，尽管它们持续了一段时间，它们是历史的一部分并因为它们本身的命运而值得研究。

因此，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开始将自身视为一个历史的存在：它的“本质”是历史性的并且在历史中展开。他在实践的领域构成、创造和生产自身。在他之中，没有什么东西不是个体之间、群体之间、阶级之间和社会之间互动的产品。然而历史学家仅仅能够抓住这个总体历史的某些方面，尽管他会并且能够对它们作越来越深入的把握。人类的“社会—经济的构成”（如马克思所说），实在有太多的方面，呈现出太多的差异，经过太多的阶段，以至于单一的学科不能处理。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口统计学家、人类学家，都必须有所贡献。社会学家亦是如此。

按照在苏联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学，与资本主义国家中所称的相一致——这肯定是在一种更宽泛和更真实的意义上说的。按照这种“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表达出了统治着所有社会的规律，这种普遍规律适用于历史—动力的矛盾、不连续的量变和渐进的量变。

这种对马克思的解释是诸多令人不满意的解释中的一种。如何设想唯物主义的社会学运用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的普遍规律？有两种可能性。它们要么被作为哲学的一部分，这种情况下历史唯物主义被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并向反对一般哲学体系的批判开放。从而这种尝试的一般性特征就应该从哲学中抽象地、独断地引出。这是向黑格尔主义的理论层次的倒退，甚至倒退得更远。或者辩证法的普遍规律与方法论连为一体，这种情况下，它们作为分析实际存在的社会的概念工具而起作用，无论它们可能包含什么内容、经验和事实。具体的社会学，仍然需要建立在黑格尔制定并被马克思改变了的辩证方法之基础上，它要处理内容、事实和经验的材料。如果这样，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视为社会学的一个导引，而不是社会学了！进而，我们这里反驳的命题否认对发展的多方面的辩证分析：过程、内容与它们产生的形式，与体系和结构相分裂。一方面，我们有增长的过程（就物质生产而言，指的是量上的、经济的增长）；而另一方面是发展（就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人类关系的丰富性而言，是质的、社会的发展）。对所有关于具体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科学的自命不凡的空谈来说，变化和发生的观念还相当粗糙，几乎是形而上学的。

马克思并没有提出一种历史哲学：在这一点上，他与黑格尔主义划清了界限。他的原创性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总体，人通过自身努力和劳动的生产，从自然和需要出发，以获得满足（占有自身的本质）为目的。因此，马克思构想出一种历史科学，它将可以避免综合叙述的和建构的历史学的局限。这样一种科学，在与其他科学的协作中，应该全方位地考虑人的发展，在人的实践活动的所有层次上考虑人的发展。“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并非标志着一种历史哲学，而是作为总体的人类的产生，作为任何关于人类现实及其行动目标的科学的对象。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人类发展的概念不能降低为一种文化史，也不能降低为一种经济史。不仅如此，马克思刻意不去为人给出一个定义。他期望人类在其实践中界定自身。人与自然之间维持着一种统一与分裂、斗争与联合的辩证关系，它如何能脱离自然呢？人的命运是改造自然，将其占为己有，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内在自然均是如此。

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我们就要采取一种社会学的解释吗？我们应该将马克思视为一个社会学家吗？这种解释并不比其他解释更充分，尽管它的确在德国和奥地利已得到广泛的传播。这种解释的出发点是祛除归属于马克思的哲学，然而却没有分析哲学的充分的含义，没有表明它是如何被克服的（例如它是完全地转入实践的）。结果是，这种解释武断地肢解马克思的思想，并导致了无休止的争论，其登峰造极处就是一种新的拜占庭主义和经院哲学。从这点看，马克思主义就掉入孔德的实证主义的行列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削减，失去了锋芒。辩证方法的应用让位给对“事实”的崇拜，批判性的挑战降格为描述。在《资本论》中，总体性这个关键性概念的使用从来就不允许遮盖本质性的辩证矛盾。相反，矛盾的原则还获得了其在黑格尔的体系化中失去了的尖锐性；马克思始终加倍强调人与工作、陌生性与异化、群体与阶级、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学主义者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导致了对矛盾的贬低。阶级与阶级斗争变得模糊不清。所谓的“社会”被轻易地等同于民族和民族国家。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主义只适合于马克思在对“哥达纲领”（1875）的评论中有力批判过的那种意识形态和政治框架。任何表现得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都倾向于改良主义。因此，它对某些人而言的坏名声，对另一些人则是具有吸引力的。今天，这种社会学明显地变得保守，尽管它最初并没有将知识和批判相分离，例如圣西门和傅里叶所实践的那样——他们属于浪漫主义的左翼。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不能将马克思加工成一个社会学家。如果有人基于这本小书的标题坚持这样一个命题，那他要么是从未翻开它，要么是用心不良。我们提及这个可能性，是因为在这种讨论的背景中发生了更为糟糕的事情。马克思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在他的思想中有一种社会学。

为了解释这种看似不一致的说法，我们必须牢记两组概念和论证：

第一，马克思主张知识与现实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以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统一。他在其产生过程和当前的发展阶段中探索总体性，即一种包含着相互补充、相互区别、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和层次的总体性。这样，他的理论就不是历史学，不是社会学，不是心理学，等等，但却领悟了它们的方法、视角和整体的各个层次。这正是其原创性、创新性和持久的兴趣。

19世纪末以来，存在着一种以个别科学的方式来看待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的倾向；事实上，正是从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开始，个别科学才被专业化为一个学术划分的体系，我们可以肯定马克思是会抵制这种划分的。《资本论》是在理论上完全一致的整体，被化约为一个历史学专著、政治经济学专著、社会学专著，甚至哲学专著。马克思的思想视野简直太宽广了，不能适应后来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的狭窄（甚至更为狭窄）的范畴。将其指认为“跨学科的”——一种新近提出的概念（不免有混淆的危险）——以换回后来社会科学分工的不利影响，也是错误的。马克思的研究关乎一个有差别的总体并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问题——在社会中活动的人与其各种各样的、相互矛盾的成果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二，自马克思对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揭露以来，人文科学中已发生的这种专业化和分化并非没有意义。人类知识的总体不再像马克思的时代那样，同时从内部和外部（既作为一种现实性，又作为一种可能性），以批判的和描述的方式来概括。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赞成社会科学的这种肢解。它助长了我们对总体性的遗忘：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人类成果的总体性。当然，人类现实逐渐地变得更加复杂，并且这种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在广泛的意义上乃是历史的一部分。我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打碎的总体性，如果这些碎片没有陷入冲突，它们就会相互对立，有时候相互分裂——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不发达“世界”，多样的文化、各异的国家形式。甚至已经表明，“世界”和“世界范围”将取代总体性的概念来指称已达到整个星球范围的技术扩张。在这样的术语问题仍然悬而未决的时候，知识的统一性和现实的总体特征仍然是社会科学中必不可少的假设。因此，可以承认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种家庭的社会学、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学、群体、阶级以及整个社会的社会学、知识的社会学、国家的社会学，等等。并且这种承认可在这样一种层次上的分析和解释中进行，它不会侵害其他科学的权力——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口统计学、心理学。另一方面，也可以能继续马克思的努力，从《资本论》（包括其方法）出发，探索所谓“现代”社会的发生，探索它的碎片化和矛盾。

[1]参见《马克思：生平、著作以及其哲学概论》（Marx，savie，sonoeuvre，aveexposédesaphilosophie），42页，巴黎，196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99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这一段所总结的文本，参见《马克思：生平、著作以及其哲学概论》以及《马克思著作选》（oeuvresarx）第2卷，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6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318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3卷，111页及其后。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卷，4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