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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独立工会（第2页）

之后，在独立的一节中，列宁强调了恢复工会的自愿入会制及其类似于宗教中立性的政党政治中立性：“对于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会会员，只应要求他们懂得同志纪律，懂得工人团结起来捍卫劳动者的利益和忠于劳动者政权即苏维埃政权的必要性。无产阶级国家应当从权利上和物质上鼓励工人参加工会组织。但是工会如果不尽义务，就不应当有任何权利。”②

当波兰政府与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人允许新的工会组织波兰“团结”工会注册时，也坚持了列宁的这一要求。

在下一节中，列宁强调了为最大限度的节俭和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而负责的权威的个人管理制。不过就当今形势而言，它可能已然不只对波兰不具有现实意义了。无论如何，像“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对企业管理进行任何直接干预都必须认为是绝对有害的、不能允许的”③这样的观点，几乎不再具有丝毫的有效性。

最后，列宁敦促工会要培训工人，从而使他们能够把工业管理、计划部门的决策、制定“工资标准和供给标准”等都接手过来，并且能够胜任。就这些方面来说“联系群众，也就是联系大多数工人以至全体劳动者”将始终是“工会任何一项工作取得成绩的最重要最基本的条件”④。然而，在进一步描述“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列宁再次动用了他那过时的机械论隐喻：他总是从领导者的立场，而不是从同等程度的工人立场本身出发来看待使命。如果“没有同全体劳动大军即同大多数工农群众保持牢固的联系”，那么“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不能领导一个大国。①列宁把这种联系同工厂的“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类比：“如果发动机和机器之间的传动装置坏了”，那就不能开工。与之类似“如果共产党和群众之间的传动装置——工会位置摆得不正或工作得不正常，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必然遭殃”②。

然而，这种用机械论观点把握革命后社会中工会与政党关系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列宁也在下一条中央委员会决议中开诚布公地谈到了这些矛盾，只是没有对这些矛盾本身的破坏力给予充分说明。列宁认为，第一个矛盾在于，工会（顺便提一句，这个矛盾也适用于革命后的党。——作者注）应当主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但是“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就不能拒

绝参加强制”③。第二个矛盾是“一方面，工会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且是最直接最切身这种意义上的利益；另一方面，工会既然是国家政权的参加者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建设者，就不能拒绝实行压制”④。第三个矛盾是：“一方面，工会要善于适应群众，适应群众当时的水平；另一方面，工会又决不应当姑息群众的偏见和落后，而要坚持不懈地提高他们的水平，如此等等。”⑤

列宁认为，所有这些矛盾很可能“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还不能得到消除。

然而，1922年以来的工会运动和共产党的历史发展实践却表明，这些矛盾并没有作为活生生的张力而在某个地方得到维系，恰恰相反，到波兰成立了新的工会为止，到处都是以偏向国家一方为基础来裁定这些矛盾的。换句话说，由于处处都偏向行政命令、监督管理和约束限制，说服教育活动、代表工人的直接利益以及适应工人“当时的水平”等，都遭到了忽略漠视。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工会领导都难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工人抵抗运动的发展经过了工会这一阶段，可又与工会相对立。工会几乎从未实现列宁所期望的那种中介作用，这一失败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工会内部缺乏民主。事实上，从一定级别起工会的领导人就是被任命（或者增选）的，而不是由各个成员或者他们的代表自由地选举或罢免的。自斯大林时代以来，工会领导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遍成为国家机器、党的机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它（与军队、警察和计划部门相比）所具有的意义和分量也相对减弱了。早在1921年，苏联的“工人反对派”就认识到，工人阶级及其工会是多么迫切需要团体内部的民主，即使在今天再次聆听，它的口号仍然极具现实意义。例如，亚里桑德拉·柯伦泰（AlexandraKollontai）在苏联共产

党第十次党代会上就以这一群体的名义声称：“与官僚主义体系相联系的对批判与思想自由的恐惧，有时会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漫画式的特征。如果没有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自我首创性又从何谈起呢?（……）我们害怕批判，我们不再信任群众，我们彻底的官僚主义源之于此”“作为官僚主义的特有标志，任命的实践成为一种普遍得到认可的合法现象。它在党内（自然也在工会中——作者注）制造出一种不健康的氛围，因为它摧毁了平等和同志情谊，推动了名利思想，助长了（……）裙带关系。任命的实践削弱了被上级任命为下级机关领导的那些人的责任感，从而加深了‘最高层’与‘基层’之间的裂痕。”“必须取消这种由上级来提名的实践，并代之以（……）各个阶层的被选举权。”“批判的自由，保障各不同政治倾向在党代会上的言论自由权，讨论权——所有这些早已不再只是工人反对派的要求了（……）除了官僚主义的习气之外，我们的党还弥漫着极权思想与干部崇拜，同志情谊仅仅存在于基层中。”①

罗莎·卢森堡和亚里桑德拉·柯伦泰两位卓越的女革命家，最早公开地认识到俄国工人运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监督和管束的危险，这或许不是偶然的。毋庸置疑，二者并不是复辟运动的维护者。她们都主张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的讨论，主张在党和工会内部实行真正自由的选举，因为她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信任，才能维持信任。

列宁对生产资料社会化的国家中工会职能的矛盾重重心知肚明，但他却没能指出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苏联将遭受孤立与国际威胁的暗示有利于使他的后继者实行一种纯粹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构想。只有在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时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尚未解决的社会矛盾才能明明白白地显现出来，这当然也不是偶然的。不过，这决不意味着它们之前根本不存在，它们只是被有关日益迫近的外部危险的暗示成功地压制了下去。

西方新闻记者对波兰事件做出的评论，常常足可以用幸灾乐祸和愚昧无知来形容。英国的工会干部在他们最近一届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说明不是没有道理的，像波兰那样的罢工在英国根本是不允许的。要求取消（或者引入!）审查制度，改变公共电台与电视台节目的罢工，在我们这里也是非法的。的确，在那些集中管理国有工业的国家中，即便是简单的经济罢工也必然会马上获得政治意义。在体制上独立于党和国家的工会必然在那些不是资本主义企业主及其协会，而是国家机器直接与之对峙的社会中，获得更为广泛的重要性。所以，一直以来，工会仿佛都过着睡美人式的生活，它将苏醒过来达到现实的独立性，从而显现出自己作为强有力的反对党的本来面目。

因此，如果一些评论家认为，一切似乎仅仅取决于波兰最终赶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古老成就，那么这只能是一个乐观的幻想。在（广泛地来讲）没有私营经济雇主的国家中，自由工会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会相比是具有截然不同的重要性的权力因素。因此，它们也不可能像诸如美国的工会那样具有“非政治的”意义——美国工会仅仅把自己视为与资本利益相对立的、被组织起来的商品劳动力的利益代表（虽说它们当然也不是完全非政治性的，就它们为资本主义所做的清晰选择而言，它们也直接是政治性的）。但另一方面，随着自由工会的引入，不仅社会主义的民主稳定、而且提高计划决策的合理性以及经济社会关系的稳定性等机会都会大大增加。

与自由工会相比，那些与波兰工人一样、在现实斗争中已经表现出高度自律的工人也愿意为整体的经济发展利益而放弃直接的、特殊的利益。他们愿意更加勤奋地工作，如果有人向他们保证，他们的努力会马上给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孩子带来好处。①诚然，民主的、被确立为合法的工会领导也可以成为政府（一直以来，它都习惯于借助党的领导来监督人民）苛刻的、强硬的谈判伙伴。悖谬的是，波兰工人阶级恰恰是通过反抗列宁所认为的应当真正代表“更高政治阶级意识”的那些人而证明了自己在政治上的成熟的。我们希望（尽管一点都不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能够动员自身（以及领导班子）中有充分能力进行改革的力量，以便创造性地利用现在提供给他们的时机。

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它拥有自由独立的工会，这些工会也具有罢工权，这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共产主义者的目标设想来说，同样不失为令人心悦诚服的典范，它能够反驳那些在我们这里被企业主意识形态的代表者所珍爱的观点。在《资本杂志》一月号（1981年）中，一篇被奇怪地命名为《不知足》的关于联邦德国工会的文章写道：“在作为政治意志培训结果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不再存在任何罢工权。这种权利与政治反抗权一般无二。”

抛开作者似乎完全忘记了基本法（第20条第4款）与黑森州宪法都明确规定了群众的政治反抗权这一点不谈，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显然得出了另外一种见解。缺乏自由工会的“专断社会主义”显然完全符合奥斯瓦尔特·施宾格勒（Osengler）的“普鲁士社会主义”。在《普鲁士的精神和社会主义》（1919年）一文中，奥斯瓦尔特写道：“普鲁士的想法是，由国家对每一种劳动的报酬作出公正规定。根据经济的总体形势，劳动报酬按照计划划分为不同等级，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个职业阶层的利益是这一划分的导向。这是公务员收入秩序的原则，它适用于所有的劳动者。这个原则严禁作为商人反抗国家之手段的罢工。”①

在波兰，由“团结”工会的注册所肇始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改革，正如奥斯瓦尔特·施宾格勒所希望的。那样一来，波兰很可能像马克思曾经异常兴奋地谈到1791年波兰宪法改革一样，再次向欧洲证明民主的道路：“这个宪法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是面对野蛮的俄国一普鲁士一奥地利，仍不失为东欧曾经创造过的唯一的自由文献。宪法仅仅以特权阶级即小贵族为出发点。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类小贵族的小贵族例子。”①

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在1953年8月20日的工作日记中写道：“六月十七日使一切存在都疏远陌生了。在茫然无措与可怜无助中，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还是表明，这里有一个正在上升的阶级。不是小资产者，而是工人（……）它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组织力量，没有提出任何建议，也没有形成任何计划。但是，在这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阶级（……）一切都取决于，全面

地分析利用这第一场会面。这是一次接触，它不是以拥抱而是以拳击的形式出现的，但这仍然不失为一种接触。——党一定会大吃一惊，但它不必把这当做大不利而深感绝望（……）因为，争取工人这一有利时机来到了。”②

当时，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失灵了，而1953年的柏林工人也缺乏但泽人、什切青人以及上西里西亚人在1980年所展现出的卓越之处：“组织力量”和“计划”。或许，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成功地实现了对作为“良机”的“大不利”的利用。个别情况表明，至少党内有一些人认识到了这一任务，并且有勇气在进步的意义上来解决它。1982年12月战争法的颁布暂时埋葬了这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