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绾宁墨晔小说

导言02（第1页）

导言02

三

在谈到人与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时，马克思说：“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24]就是说，人们会受到他们所处其中的关系的决定和制约。这不正是一种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吗？马克思立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对人的需要、人的自由、人的贫困，乃至人的本质的分析、阐释，无疑是其历史决定论思想的具体贯彻和运用，展现了这一思想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1。在国内国际经济学界，一些人把市场经济与人的本性联系起来认为：人们在本性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self-tered）的。这种“自利”的本性严重妨碍着人们之间的互助和合作。解决这一矛盾的最有效的方式便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因此，市场和市场经济起源于改变人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本性，从而实现与他人互助和合作的需要。这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对此，笔者在《如何看待市场和市场逻辑》（第八章）中指出：（1）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历史前提，既不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也不是个人的自利本性。一方面，没有劳动分工，就没有商品交换的可能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没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或是个体私有制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没有交换的必要性，也就没有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必要性。

（2）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这表明：第一，人的本质不是由单个个体决定的，而是由人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第二，人的本质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第三，人的本质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教可变的。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论述，与其说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什么”，毋宁说是在说明“如何”或“怎么样”去认识和把握人的本性。这就是：要认识某人或某些人的本性，就需要深入到他或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中去，具体、深入而全面地研究和把握这些社会关系。[26]从人的本性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关系来看，市场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市场和市场经济决定了人的某种特殊本性，而不是人的一般本性决定了市场和市场经济。[27]

（3）针对斯密的“经济人假设”[28]，马克思指出：第一，不能离开“社会”抽象地谈论私人利益。因为，私人利益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靠什么实现、又是如何实现的等等，这些都离不开社会所具备的条件和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斯密和古典经济学的失足之处，就在于完全无视社会对于私人利益的这种决定作用。第二，若不顾“社会”的条件和手段去抽象地谈论人的利益问题，相反的结论也是成立的，即个人之间并非相互融洽和肯定，而是相互妨碍和否定。一种私人利益与另一种私人利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要保证某种私人利益的实现，就不能同时保证其他私人利益的实现。第三，从现实情况来看，在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私人利益之间处于一种彼此完全“隔离”和“冲突”的状态中，以至于“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29]可以说，亚当·斯密的“经济人”不过是对特定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的一种经济学写照，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人，而不是“人”本身，或者说它不等于“人”。

2。对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本质规定及其关系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和阐释，构成《资本、资本家与资本主义》（第九章）的另一个重要议题。

（1）从皮凯蒂对收入分配关系即“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笔下的当事人既不是或不主要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更不是“地主”和“农民”，而是或主要是“穷人”和“富人”，即贫穷的人和富裕的人。上层阶层属于富人，下层阶层属于穷人，中产阶层则处于二者之间：相较于富人，他们属于穷人；相较于穷人，他们又属于富人。问题是，上述概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或科学概念。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早就指出：“这里所要谈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这种无概念的关系，而是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30]用一些统计学意义上的概念，既无法说明同一社会形态中不同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更无法说明不同社会形态中不同人在地位和身份方面的质的差异。实际上，以一定的收入为标准，对社会分层状况进行考察，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类比、计算和归纳，除了能够发现一些表面的现象特征和外部联系以外，它根本无法把握社会深处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联系。

（2）皮凯蒂虽然区分了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并由此出发区分了不同的人；但是，由于对资本认识的浮泛，把资本等同于物，所以不仅混淆了不同性质的收入，而且混淆了不同性质的人。他所说的富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而他所说的穷人，在马克思笔下既可能是雇佣工人，也可能不是雇佣工人。可以说，在对收入不平等的“量”的微观分析方面，皮凯蒂是颇有成效的；但是，在对收入不平等的“质”的宏观把握方面却难有马克思的理论深度和高度。特别是，任何统计概念和数学模型都无法说明：富人何以能致富？穷人何以会致穷？富人之“富”与穷人之“穷”有无联系？有什么联系？这样，皮凯蒂最终也没能讲清楚一些富人的超高收入和超级富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不仅遮蔽了富人致富和穷人致穷的社会根源，而且遮蔽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经济联系。但在马克思那里，问题的答案既简单又明了：一些富人如资本家的收入来源于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家的富有与工人的贫穷构成一种因果关系。

（3）在方法论上，马克思对当事人的考察，分别在“本质抽象”和“现象具体”两个层面展开。单从现象具体层面的局部状况和个别情况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多样而且多变，充满了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静态观之，一个自然人可以既是资本家又是劳动者，即兼具资本家和劳动者的身份；动态观之，资本家可以变为劳动者，劳动者也可以变为资本家。但是，从本质抽象层面的整体特征和总的趋势来看，人们的社会身份及其相互关系又是非常明显、非常确定的。静态观之，对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固然可以参加劳动，但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无论如何，他们必须与工人建立雇佣劳动关系，或者必须去剥削他人的劳动，否则，就不成其为资本家，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动态观之，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分化，就形成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之中。[31]

皮凯蒂详细考察了个体层面的分配状况，剖析了现象具体层面的分配关系及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但是，由于他没能深入到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本质抽象的层面，所以，在方法论上始终未能跳出个人主义的窠臼，当事人始终是一些“原子式”的个人。由于把“物”从生产关系中分离出来，把“人”从阶级关系中分离出来，孤立、抽象地理解人的社会性质和物的经济性质，所以，其分析难以揭示社会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也难以揭示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剥削关系及其对抗性。而且，由于把资本与物混为一谈，把一些非劳动看成是劳动，把一些剥削收入看成是劳动收入，所以，其结论在客观上起了抹杀阶级矛盾、掩盖资本剥削的作用。

3。“人的自由”问题可谓贯穿人类思想史的一大焦点和难点问题。[32]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人的自由的经济条件和物质基础，人的自由总是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决定和制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自由观与其历史决定论是一致的。

在《自由王国、必然王国与人的自由》（第十四章）中，笔者认为：（1）马克思区分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劳动时间构成必然王国，自由时间构成自由王国。自由时间是可供人们自由支配的，就是说人们有多种选择的可能；并且，在自由时间里，人们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因为，无论是用于闲暇和国家的管理，还是用于科学研究和艺术创造，自由时间都是发挥和发展人们多方面能力和才能的时间。或者说，人类能力的发挥和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尽管不是唯一目的。劳动时间则不然，劳动的目的并不在于发挥和发展人类能力，而在于获得物质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劳动之所以必要，就是由这种外在目的所规定和决定的。可见，自由时间之所以“自由”，就在于人们可以选择，可以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才智；前者是前提，后者是结果，没有选择的自由，就没有能力和才智的自由发挥和发展。如果说必要劳动是剩余劳动的前提和基础，劳动者没有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就不能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那么，剩余劳动是自由时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劳动者提供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非劳动者即不直接参加使用价值的生产的人就不能拥有自由时间。

（2）马克思区分了“劳动的自由”与“自由的劳动”。把物质生产同必然性相联系，并不意味着物质生产与人的自由是彼此排斥和对立的。在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变换过程中，无论是克服障碍、从而实现对象—客体的主体化，还是达到目的、从而实现主体的客体—对象化，都是人的劳动即物质生产所特有的自由，正是这种自由把人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与必然王国相伴生的这种自由，是一切社会形态中的劳动都具有的自由，一如自由王国、从而自由时间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的人的自由。区别在于，在一切剥削制度和阶级社会中，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从而自由时间与劳动时间处于分离和对立状态。这表现在，自由王国属于非劳动者，而劳动者则只能处于必然王国；非劳动者享受自由时间，而劳动者则只能属于劳动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情况就是如此，资本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也就造成了必然王国中的自由与自由王国中的自由之间的对立和对抗。一方面，工人无法享受自由时间，从而无法得到自由发展；另一方面，剩余劳动由作为劳动者的工人来完成，而自由时间则为资本家等非劳动者所垄断。与此不同，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得以消除，从而使得必然王国中的劳动者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同时也使得其劳动成为一种“自由的劳动”。因为，劳动成为一种必要和重要的锤炼人的身（体）心（灵）的过程；成为既严肃、紧张又吸引人的过程；成为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成为劳动者自觉调节和共同控制过程。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劳动除了具备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劳动的自由”，还获得并显示出自身所特有的自由，即“自由的劳动”。

（3）无论是劳动的自由还是自由的劳动，都毕竟不同于自由王国中的自由。并且，对于具有全新历史内涵的自由的劳动来说，实现劳动的“科学化”和“社会化”是其历史基础和前提。就劳动的社会化而言，它在狭义上指的是物质生产中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与其他劳动者的劳动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情况下，产品不再是劳动者个体的产物，而是物质生产领域所有劳动者联合生产的成果；任何个人都无力单独生产一种产品，而任何产品的完成都离不开每一个劳动者。它在广义上指的则是物质生产领域任何一个人的劳动与非物质生产领域其他人的（非物质生产）劳动形成不可分割的联系。在此情况下，没有谁是直接的劳动者，同时，又没有谁与物质生产没有联系；物质生产的完成依赖于所有人的劳动，所有人的劳动作为一种“社会活动”，都参与了物质产品的生产。

劳动的社会化是大工业所推动的劳动过程的一系列变化的总结果，尤其是，它是大工业所推动的劳动的科学化的产物。就资本主义而言，它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进而实现了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但是，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历史局限性，它并没能也不可能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由此造成了劳动的科学化与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的对立，一如它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对立。不过，它为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的实现，从而为自由的劳动的实现提供了物质技术基础。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具有劳动的自由，却不属于自由的劳动。资本主义不可能实现自由的劳动。一方面，资本推动了大工业的发展，实现了劳动的科学化和狭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并为实现广义的劳动的社会化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劳动的科学化和社会化反过来又成为促使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的内在因素。

4。在《从人的发展悖论到自由个性》（第十五章）中，笔者认为：（1）马克思的“自由个性”思想与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对人的发展所达致的境界和状态的呈现，尽管角度和侧重点不同。所谓“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在能力、现实的联系（或关系）、观念的联系（或关系）、属性和需要等方面的丰富性、全面性和普遍性。所谓“自由发展”，指的则是个人不受限制或阻碍地发展，即可以从事多种活动，从而在多个领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因此，不能把共产主义的自由个性同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割裂开来。自由个性所表达的，无非就是每一个人在关系、需要、才能、观念和属性等各个方面（全面）的无阻碍（自由）发展，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和独特性（个性）。每个人不受阻碍地发展，同时就是他们的全面发展，反之亦然。而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自由个性，自由个性的现实表现就是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33]

（2）一方面，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和交往，才能为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可能性条件；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就必须从根本上变革生产关系。这是因为，个人是由他们所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决定的，离开了社会关系，他们就是抽象的而不是现实的人，他们的发展就是虚幻的而不是真实的发展。同时，由于在决定和规定人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所以，“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34]。把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置于社会关系中，置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立场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贯彻和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自由主义在人的发展问题上的分水岭和根本区别。

（3）自由时间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中，自由时间被少数人所垄断，由此造成了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立和对抗，拥有自由时间的少数人不劳动，而从事劳动的多数人却没有自由时间。垄断了自由时间的少数人同时垄断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由此造成了人的发展的不平衡，作为少数人的剥削阶级的发展建立在大多数劳动者的不发展或有限发展的基础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者阶级虽然获得了在此前的社会中所没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片面”的而不是全面的。而与此同时，劳动者又处于全面的关系和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之中。这两种矛盾的情况同时成立，从而呈现为一种悖论性的存在，即资本主义特有的“人的发展悖论”。而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运动，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与技术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

（4）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剩余劳动不再像一切剥削制度中那样为剥削者无偿占有，而是为劳动者自己占有，从而消除了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对抗性也随之消除。自由时间不再为少数人垄断，人的发展也不再具有极端的不平衡性。在共产主义社会，以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不仅能够满足所有个人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有个人的自由时间也会不断增加；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社会生产的目的；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从而社会个人的发展成为财富的基础或基石，自由时间则成为财富的尺度。这些都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生产力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的高度统一。应该看到，自由个性的实现和资本主义的崩溃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并且，这决不是一种外在的否定过程，而是一种内在的资本自我扬弃、自我否定的过程。当然，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决不意味着人的发展的终结，一如共产主义社会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结。

5。从思想史的情况来看，赞成马克思贫困化理论的人寥寥无几，置疑和批评者则俯拾皆是、数不胜数，由近及远举例如下。

（1）约翰·米尔斯认为：“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毛病的认定和揭露是正确的，而他对事情的总体后果的预测和他提出的医治毛病的药方所立足的基础，则更多地是一些并不牢靠的基础。”例如，“工人们并没有像他预言的那样‘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种长期的不断提高的趋势”。[35]

（2）在马克·布劳格看来：“马克思从未否认实际工资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上升。他强有力地指出，劳动的相对份额将下降，但实际上他从未使用‘相对贫困’这个术语”；其实，“马克思所说的不是关于物质的贫困，而是工人阶级‘贫困化’、增长的‘不幸’和‘精神堕落’”等；不过，“工资不能随劳动生产力上升是绝对贫困化学说的一个要素。在资本主义下劳动相对份额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稳步上升肯定会使马克思惊讶”。[36]这就是说，第一，马克思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尽管他并没有使用相对贫困这个概念。第二，马克思关注的与其说是工人在物质方面的贫困，毋宁说是他们在“境遇”“技能”“精神”和“地位”等方面的贫困。第三，马克思思想中包含了绝对贫困的因素，但即使其相对贫困思想也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绝对贫困思想就可想而知了。

（3）对马克思“有关‘贫困化’的陈述”，罗伯特·L。海尔布隆纳（RobertL。Heilbroner）指出：“这些陈述暗示工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会下降，当然，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是如此。”毋庸置疑的是，“对大多数工人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将他们从严酷的、缺乏友爱状态的工人阶级生活中拯救了出来，而这种工人阶级的生活最初是由资本主义造成的”。[37]

（4）约瑟夫·熊彼特断言：马克思“对于与正统立论极为重要的未来事实的某些命题，尤其是关于苦难与压迫不可避免地增加这个命题是站不住脚的”。这个命题所陈述的就是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遭际。虽然说“大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事态未来进程的推测，都以这个预言为根据”；但是，马克思“这个‘贫困日益增长’预言的失败”在所难免，因为，“这个预言是错误见解和不正确分析的联合后果”。[38]

（5）雷蒙·阿隆直言：“马克思的模式很难说明贫困化。”因为，“在马克思的模式中，剥削率不降低，生产率也能提高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因此，“如果按照马克思所作的经济分析方法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丝毫看不出什么贫困化，反而会得出像已经出现的情况即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样的结论”。[39]

（6）琼·罗宾逊把马克思贫困化理论概括为“受制于资本主义的实际工资不会上升的假说”，并认为：“这种说法表面上貌似合理，但结果表明根本不对。”即使在今天，“马克思主义者要不否认资本主义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就否认马克思曾经预测说资本主义不会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然而，“在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为了维护马克思思想的教条因素，选择牺牲马克思思想的科学因素”。[40]

6。笔者立足于理论、历史和现实所写的三章内容（权且称之为“贫困三部曲”）表明，上面这些人包括一切置疑和批评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人，都没能真正理解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和历史意义。《无产阶级的“悖论性”贫困及其根源》（第十一章）是笔者立足于《资本论》及其手稿对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理论所作的文本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