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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02（第1页）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02

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一思想在这里第一次直率地概括地表述出来了。我们也要指出，在上面引用的地方首次使用了“生产方式”这个术语。

在书的另外两个地方可以发现对待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生产关系”的观点——但这仅仅是一些观点而已。在第一个地方[50]，马克思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提到了社会关系的物化问题（请比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对象化问题和《资本论》中的拜物教与生产关系的物化问题）。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自己的摘要中，他强调指出：“这一段话极有特色，因为它表明马克思如何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51]诚然，如果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认为这是观点的主要方面，那就错了。

在第二个地方[52]，马克思认为“经济的和工业的关系”是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就是1844年秋天（9～11月）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关于未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观点的关键性的突破。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在基本上没有依靠马克思的情况下，也在同一个方面独自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本人以下面的方式描述了自己向唯物主义的转变：“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的基础。”[53]自1842年11月到1844年8月，恩格斯生活在曼彻斯特，他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转变正是在这一时期。然而把上面引用的论据同恩格斯上述时期的著作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对他这一时期的观点的成熟程度的评述中带有某种“追溯性的差异”。

后来恩格斯在公布了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所取得的、比他自己更为概括的成果以后继续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54]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历史性会见发生在1844年8月底，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写成之后。显然，这时他们通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著作互相影响着对方。马克思的两篇主要文章显然使恩格斯独立产生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开端更加巩固与深化了。刊登在《德法年鉴》上的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首先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部在十五年后被马克思称作天才的著作，是促使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动因之一。

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从恩格斯个人发展的角度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的确，马克思（看来是有意识地）过高估价了恩格斯书中所提出的观点的成熟程度，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他的已经发展了的经典形式叙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本质以后，紧接着继续说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55]把这个论断同恩格斯书中的内容加以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出，书中还没有像前不久马克思所阐述的那种发展了的完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概念。但是在1844年年底至1845年年初该书写成的时候，毕竟还是有了认识历史过程。恩格斯在该书的导言的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作为出发点的原理，他以这个原理为依据，后来经过分析英国经济历史上的大量实际材料又发展了它。恩格斯这个具有指导意义的提纲指出：工业革命引起了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56]诚然，这个原理只是针对英国现代史说的。在这个范围里面，恩格斯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并指出了生产发展同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并通过这种一般的形式开始探索到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一个对待整个观念中的核心问题的方法就这样形成了。但是在这个领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的开始则发生在1845年春天。

五

现在，我们再回到主要考察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探讨下面这个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具有决定意义的阶段。马克思的叙述使我们回到了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期：“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然后马克思继续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继而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经典性的表述。这个最著名的地方被我们（有意地）略去。在阐述了自己观点的实质以后，马克思指出（这一点我们已经提到过），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克思继续说：“当1845年春他（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利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57]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自己弄清问题的原稿就是指《德意志意识形态》。把马克思在阐述他的观点的实质以前和以后的思想加以比较（为了便于这种比较，我们略去了这个人所共知的地方），把马克思在这一论述以前和以后所说的话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得出关于马克思在何时何地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取得了一般结果的明确结论。马克思于1845年在布鲁塞尔获得了这一成果，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己把它“弄清楚”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布鲁塞尔以前的马克思的著作中，还没有形成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所作的经典性表述的完备的观点。另一方面，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我们首次看到的不仅是这一观点的全部主要内容，而且还有对其实质所作的概述，它甚至在形式上都同1859年的经典性概述是相似的。

但是，在把马克思的1845年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历史中的意义这个一般概念具体化以前，还必须估计到恩格斯的两点重要的证明。

第一点是在1885年（《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恩格斯说：“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58]

第二点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恩格斯再次说道：“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59]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致认为，马克思大约在1845年春就已经形成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般概念，在主要点上已经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发展，几乎已经制定了基本概念（这个理论的核心），并且向恩格斯作了说明。

马克思被迫移居布鲁塞尔是在1845年2月初，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的时间是1845年4月，也就是说，马克思向恩格斯说明他这个大致形成了的观点是在1845年4月。

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不久以后，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自己弄清了问题”。把这一证明同事实，即同《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和1845年以前写的其他作品的内容比较一下，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这个观点尚未出现；第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稿中，它正处于自己形成的完成阶段。因而，我们有一切根据把1845年春天所达到的水平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达到的水平加以区分。但是，对于前者，我们只能根据间接的材料来判断，而对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则可以通过直接的研究。

然而，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差别总体说来仍有待于确定。在1888年，正是上面引用的恩格斯关于1845年春同马克思会见的证明的那个时期，恩格斯在最初发表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指出了这一提纲的写作时间是在1845年春，并称之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60]。经过对马克思的笔记（其中包括《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写于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大体上是在1845年4月。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春打算研究的共同著作，即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草稿。由此可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与之相适应的理论发展的两个水平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天才的萌芽，一个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全面制定。而在制定的过程中，又对观点本身作了彻底理解和明确化。[61]

现在，我们更加仔细地考察一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与马克思在此以前全部著作的内容的主要差别。把《德意志意识形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以前和以后的著作相比较，可以看出，恰恰是在1845～1846年的书稿中出现了质的全新的内容。这个具有特殊原则意义的新内容，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是在它的第一章中，首次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最重要的发现，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的相互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力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这段时期内，他们的观点有了一定的进步。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映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不同阶段。这种观点在这里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不是停滞不前的，而是处于运动发展之中的。无论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都应该在本质上区分出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集中在它的第一章中。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首先相当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然而，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的历史特点，整个著作所阐明的全部内容，都是同这一章有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时有间断地从事于这一章的写作达半年多的时间（大约花了七个月，即从1845年11月到次年6月）。这一最重要章节的原文由五个手稿组成，这些手稿是在不同时间、就不同方面写成的，它反映了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三个基本阶段。正确理解该章的结构和内容，是理解首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挥了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构的关键，是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史中所处地位的关键。[62]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内容变动的分析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写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愈益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并使之具体化了。这就使得有可能得出结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着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对这一辩证法观点的理解尚未完全成熟。但在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手稿第一章Ⅰ中，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早部分中，我们已经发现了关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相互作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把这个事实同已举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证明相比，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的别的内容相比，我们应该得出如下的结论：还在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大概在1845年春天，马克思已经以某种方式弄清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而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彻底地阐明和表述了社会发展的这个基本的辩证规律。无论如何都应该把这个最重要的发现的时间看作是在1845年。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个结论还需要更加准确些。

现在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的理解，恰好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无论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是在《神圣家族》或我们所接触到的1845年秋天以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中，都没有发现任何类似的提法。但是，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这一年的春夏从布鲁塞尔到曼彻斯特，又回到布鲁塞尔，一直努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些工作的遗迹都表现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文献抄件和大量摘录笔记中。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1845年马克思的经济学摘要没有进行深刻的研究，以便揭示出它们同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联系，而只是从逻辑上推论出这种联系确定是存在的。

但是，马克思本人曾从另一方面指出了自己经济学研究和哲学研究之间的类似的联系。《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结束后不久，马克思在1846年8月1日给出版商列斯凯的信中，用下面的话说明了他为什么中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而从事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63]

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不仅意识形态斗争的逻辑，而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发展的逻辑，都要求在这个时期制定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无论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马克思直接写出的经济学著作（尤其是《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还是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以后的全面发展，都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还应注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部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联系的观点是怎样反映的。这里明确地表述了这种从属关系：生产力——劳动分工——所有制形式（从进一步分析中可以看出，生产关系的概念和所有制形式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相符合的）。因此，劳动分工在这里起着“结合中的第三者”的作用，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联系的中介，即生产力通过劳动分工决定着生产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一般说来，劳动分工的范畴比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起着更大的作用。例如，在著作的第二阶段，资产阶级私有制发展的前史和主要阶段被看成是劳动分工发展的直接结果；尽管这时已经理解到，劳动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工具即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现在来回顾一下，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末尾，马克思集中探讨了劳动分工：“考察分工……是很有意思的。”[64]马克思是通过深入研究劳动分工而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吗？这是很可能的。实际上，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另一方面又是把生产者划分为一定的集团，把整个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马克思不是通过对劳动分工的这种两重性的分析而发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吗？只有通过专门的研究，包括分析1845年的经济学摘录，才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