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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102（第3页）

这一切使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作者，整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创作者是马克思。

总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第一次成为社会结构和历史分期的完整的概念。由于使理论变成方法的一般的辩证规律，这个概念在这里已经不仅作为社会及其历史的理论，而且作为认识社会现象和历史现象的方法。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这个完整概念的最重要结果之一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已经具备了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后来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上面已经引用过）对这些特征作了经典性的说明。

在结束时，我们再来看一看1859年的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自己弄清了问题”。接着，马克思说：“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71]十分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说法使列宁有根据称《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研究这个定义时，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凝结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的基本内容，是列宁所不知道的。这一章只是在1924年，即列宁逝世后才第一次发表出来。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大量著作中最初公开发表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这种理解已经被上述的评价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同《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的内容，特别是同对马克思主义形成全过程的分析相比较所证实。这一分析表明，《德意志意识形态》同《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之间的区别，不在于把1845～1846年的著作看成是尚未成熟或不完全成熟的著作，而是把1847～1848年写作的和发表的著作看成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的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权认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同样意义上，按其实质也应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列为成熟的著作。一般说来，这三部著作间的真正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弄清了的问题，后来主要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公之于世。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哲学的贫困》所作的评价，完成了他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发展的概述。后来，这个序言已不再是历史编纂学的源泉，而首先成为从发展观点研究其中所包含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对象，后来又成为我们用以衡量被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程度的标准。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长期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是在上面所指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中完成的。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进一步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我们只在最一般的特征上作了探讨。

六

1848～1849年革命是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经受的第一次检验。这第一次实践的检验完全证明了所有的基本理论原理，同时也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关于他们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革命发展前途的概念作了某些修改。马克思在1850～1852年总结革命经验时，写出了两部经典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思想方法被运用于分析一定历史时期，即法兰西共和国的最后年代的历史。这两部著作就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特别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通过总结新的历史经验得以丰富和具体化。

恩格斯去世前夕，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的新版导言中特别指出了马克思的这一著作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目前再版的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这个理论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这个理论曾被经常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可是，这里的问题是要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同时又很典型的多年历史发展时期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从而按照作者的观点，把政治事件归结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72]随后，恩格斯得出结论：马克思“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73]。

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使马克思在1857年实现了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理论，即政治经济学的革命变革。这个发现就是第一册，也是唯一的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和《资本论》第一卷（1867）的出版。

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学说的同时，也使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展迈出了新的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即在1859年的序言中，对这个历史观的实质作了一个经典性的表述。对于马克思的主要的经济学发现来说，他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再一次成为方法论的基础和具有新质的成果。

由此可见，虽然可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量”的发展是在1848年以后的整个时期，虽然1850～1852年是这一时期中全力制定阶级斗争理论的阶段，但是，马克思这一概念发展中的新的质的飞跃，则是发生在1857～1859年。

1857年，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开始了。马克思加紧工作以便在“洪水到来”之前，也就是在可能发生的新的革命**之前，大体上制定出自己的经济理论。[74]7月，马克思写了篇幅不大但十分重要的纲要《巴师夏和凯里》，从年代上看，这是《1857—1859年经济学手稿》的第一部分。8月23日，马克思开始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一篇真正天才的《导言》（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下同）。正如研究所表明，原先确定《导言》的写作时间为8月底（23日）至9月中，这是没有充分根据的。马克思大概在不晚于8月底的几天之内就写完了它，但是他的这部著作并没有完成。从唯物主义历史观看来，具有极大意义的最后一节，即第四节，只是后来写作的一个简要的提纲。18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写出了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巨幅手稿，这也就是后来的《资本论》的初稿。在这个手稿中，剩余价值理论第一次被提出来，而且，它作为进一步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定阶段也有着非常的意义：它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的各种形态的概述；这里，形成了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发展了的关于劳动的学说；在这个手稿的最后部分，“社会形态”的用语第一次出现了；等等。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1858年8月到11月马克思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初稿，并在1859年成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没有用起初拟定的《导言》，而是写了一篇表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实质的较短的序言。

1857～1859年这个非常重要时期的表面历史，看来就是这样。

我们在《导言》（1857年8月）和《序言》（1859年1月）中看到了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原则的概述。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先导。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自然，我们把《导言》也包括在内[75]）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有时甚至是细微的相似之处。两本著作都是同经济动**（1847年和1857年的经济危机）和工人运动高涨的时期相联系的。两本著作都是自己为了搞清楚问题而写的，并且包含最重要的发现。两本著作之前都经过了艰巨的积累理论资料的阶段。两本著作都没有出版，但是在它们的基础上，第一次产生了《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第二次产生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两本著作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叙述集中在导言的各部分中，但两个导言都没有写完。后一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一般原则的表述是极为谨慎的。这一最伟大的科学严谨态度的结果，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这个简短的序言（它代替了原来较长的导言）中，可以说十分充实地表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

《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确切地说，前者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和后者的《导言》，它们的相互接近并不只是由于上面所列出的那些相类似的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出现、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全部著作中整整十年完全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出现、似乎被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抛弃了的许多概念、用语、论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又一次出现了。1857年，马克思为了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向前迈出新的决定性的一步，似乎又重新返回到1845年的问题上来。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返回的一个例子，就是“交往”这个范畴的再次出现。另一个例子，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为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而得出的一个结论提出来的把历史变为世界史的问题。[76]这一问题在1857年再次出现：“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77]顺便指出，第三个例子表明，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加以比较，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难点。例如，在《导言》中，我们碰到了一条不十分清楚的简要原理：“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78]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中，我们找到了理解这一点的钥匙。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客观历史进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所借以出发的那些先决条件：“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而是“现实的前提”。“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接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删去了：“但是，这些条件不仅制约着人们最初的、自然产生的肉体组织，特别是他们之间的种族差别，而且直到如今还制约着肉体组织的整个进一步发达或不发达。”“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79]现在，在《导言》中所简要表述的思想就完全清楚了。真正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著作应当从人们的肉体组织、生理特征和他们生活于其中并为他们的活动所要求的自然条件出发；人们生存和活动的这些基本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外在的本质）决定着他们自身的肉体组织（内在的本质），尤其是部族和种族的差别以及人们自身的发展。一句话，起始的因素是人和人同自然界的关系。或者，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规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80]可见，在《导言》的上述这一点里研究了历史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各种前提。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到1859年时，把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有决定意义的关系从社会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区分出来的过程已经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来提出的“生产力决定交往方式”的原理，最后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所代替了。虽然“交往”这一范畴没有完全消失，但后来它极少被使用，而几乎遇到的只是“生产和交往关系”这种复合用语，而且在意思上已接近交换的概念（大多数俄文译文是“生产和交换关系”）。[82]

然而主要的还不在于此。更为重要的是，在上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范畴体系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经济形态”。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社会形态”的用语第一次出现于1858年5月《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最后部分，而从词源上看，《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使用的“社会形式”的用语则出现在它以前。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是：“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是这种自然发生的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瓦解的结果。然而还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横亘于现代世界和（古代）社会制度之间。在现代世界里，生产在其极深之处和整个幅度上都为交换价值所支配；构成（古代）社会基础的，固然已经是解体的共有制，可是并没有……”[83]但是恰恰在这里，在这个最有意义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却中断了。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同一种情况下，从术语的使用上看，用词还不是严格的，新的用语比后来出现的用语在意义上有某些差别，而又不甚确定。

可见，我们首先是在1859年1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看到“社会经济形态”这一完整的用语以及这个概念的确定的意义。我们在这里有意地按照马克思在各种情况下所使用的形式来使用这个术语，而不是按照通常在我们现代著作中所使用的那样，因为马克思所制定的这一概念后来又有了某种新的理解。现在我们就来解释一下马克思这一概念的内容。

首先应该确认，这个概念正是由马克思制定的。证明这一点的，不仅在于它第一次出现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而且在于它还多次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而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则几乎没有见到。据我们所了解，只有三个地方是例外，其中之一是恩格斯写的《资本论》提要，而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个概念不是按照用语的原意严格使用的。[84]

首要的和基本的意思是：社会经济形态就是历史上一定的即一定历史时代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经济基础、经济制度。这个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形式，只是指生产关系总和来说的社会（市民社会、交往形式），而不是指整个社会。

这一解释可以由如下的比较来证明：生产关系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85]这里，社会形态的概念就是历史上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概念，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的概念。

恩格斯如下的论断也清楚地证明了上述的解释：“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86]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社会形态和历史上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看作是一回事。比如，恩格斯说，政治等观点同社会形态相适应。关于经济基础，马克思自己也说过：“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7]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的概念的基本内涵。

在另外一些（看来只有两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形态”的用语也有另外的含义。一个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述新的历史分期的那个地方，他说：“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88]显然，这后一个用语可以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依次更迭的一些阶段”。另一个是《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89]在这两种情况下，社会经济形态都是作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同义词，这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经济结构（指一般的，即不是指历史上特定的）。同这一概念的双重意义有某些相似之处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市民社会概念的双重意义。但是，“社会经济形态”用语的这第二个含义并不是基本的，它同第一个和主要的意思相比，毕竟是派生的，是一种一定意义上的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