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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体系构建及其变革主题分论坛（第3页）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自身构成亦是一个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厘清、把握教育系统之“内”“外”的现实变化状态，深入分析其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必将有助于它的前行步伐迈得更加踏实、精准。

（一）机遇和挑战：基于教育“外部”的考察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任重道远，尤其需要尊重国情，全面分析和把握社会发展态势迎接挑战，同时需要仅仅抓住社会变革中的各种有利因素来促进发展。

1。人口数量庞大，结构发生变化

人口数量庞大仍是基本国情。2016年年末，我国人口总量为13。8亿，居世界第一；预计2020年达14。2亿，2030年达到峰值。人口素质通常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计算方法，20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23年，“十三五”期间将提高到10。8年，但若加上非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抵处于初中毕业水平。人口结构整体呈现“三增一减”趋势，即老龄人口增多、城镇人口增多、流动人口增多和劳动力人口减少。2016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7。35%。预计2016—2030年农村向城镇累计转移人口还有约2亿人；国内的流动人口规模将保持在2。45亿；16～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约为9。07亿，其中就业人口约为7。76亿。同时，随着社会流动日益提高，人口的数量分布、内部结构在地区间又呈现出更为频繁的动态变化，如年轻人外出务工使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上升。同时，人口素质水平与年龄、性别结构也随着城市建设和产业布局所引发的人口规模化流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

人口状况变化给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带来的挑战也许远大于机遇。其一，人口总量居高不下，必然意味着全民教育需求总量的增加，这给原本就缺乏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口素质总体偏低，显然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建设的需求，进而必然要求在教育机会供给和教育质量保障方面实现进一步的提升，而这两方面的能力建设，恰恰是我国现有教育体制的历史性短板，且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根本改观。其二，人口内部结构变化，又意味着教育需求形成的多样性，由此，不仅给原本按人口属地管理的教育资源分配机制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给流动人群教育、老年人群教育、新型农民教育、新型市民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此外，还务必关注到，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对非传统学生（如老年人、在职人员）接受正规教育在年龄与原有基础等方面的条件限制，使以这些群体为对象所开展的非学历继续教育和培训，无法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做出统计上的贡献。这种情况如果无法得到改变，那么终身教育体系就很有可能承担仅仅是一种终身学历教育体系而已的风险。

2。经济体量增大，形势不断嬗变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体量明显增大，超越德国、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进入“新常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社会经济建设的基本背景。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为6。7%，GDP总量为11万亿美元，人均GDP达8000美元。扣除价格因素，201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6。5%，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达71%。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农业基础地位稳固，工业发展稳步回升，服务业产值明显增加。与此同时，新形势和新任务同样严峻而紧迫：经济增速放缓迹象表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就业市场面临新的压力；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工业革命，向各行各业提出了智能化升级的新要求；“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引发创业创新服务需求大增，考验着政府和高等教育等社会系统的反应速度和能力；“一带一路”倡议则将经济活动带入新的全球化进程，对国家和个人的能力建设提出了新要求。

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稳定和居民消费、购买能力提升，显然可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财源保障。但挑战犹存：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对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的教育经费体制而言，无疑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因素。“互联网+”“双创”和“一带一路”等新形势的出现，必然会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国家人力资源规划和开发都需要做出及时调整，这使得本就颇受诟病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压力陡增，至于高校，在培育学生创新创业素养与国际社会参与能力等方面，其经验更是捉襟见肘。类似诸多挑战，所击中的堪称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痛点和短板。

3。科技进步明显，科学素养堪忧

近年来，我国科技发展正在从量的增长走向质的提升。2016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国内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位居世界第一和第二。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拥有量首次超过100万；国家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的20%（居世界第二）；基础研究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排名预计世界第18位；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达55。1%，尤其是部分战略高新技术领域，如超级计算机、深海探测、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卫星导航、高速铁路等都有明显的进展和突破。但迄今为止，我国公民科学素养整体依然堪忧。2015年调查显示，我国具备合格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6。20%，其中位居前三的上海、北京、天津，这一比例虽已分别为18。71%、17。56%、12。00%，但也仅为欧美世纪之交的水平；此外，科学素养在性别、城乡、群体、年龄等方面还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女性、农民、老年群体的科学素养明显偏低。

整体科技水平实力的提升和部分领域前沿科技的明显进步，给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充足的学习素材，更新了终身教育体系所涉的知识领域。但是，我们似乎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将这些科技成就向民众广泛传播与普及，资金短缺、资源分配不匀、专职人员不足、科普活动弱化等长期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善。

4。社会发展稳定，风险依然存在

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构建稳定、健康、和谐社会是21世纪我国社会建设的目标。在党和国家长期努力下，我国社会贫困情况明显改善，2016年1000万人脱贫，人口贫困率下降到5。7%。人民参与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热情空前高涨。但依然需要清醒的是，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自然资源短缺、城乡社区分离、弱势群体返贫以及社会公共参与能力欠缺等诸多困境。此外，2016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5，仍处于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72倍。显然，所有这些经济社会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得到密切关注和妥善解决。

社会总体稳定和健康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给各级各类教育发展与改革提供了基础保障和支持环境。但同样需要注意到，有关社会动态不平等事实给出的警示是：教育在促进社会平等方面的功效并不尽如人意。[12]也就是说，若要真正发挥终身教育在促进社会健康流动，提升社会发展活力，不让“有人掉队”等方面的功效，显然还需要加强教育与社会关系之间的、更加理性的认识和系统的规划。

5。文化产业始兴，品质亟待提升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文化土壤的滋养。2016年，我国文化产业总额达7。3亿，2015—2016年，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已超过20亿。此外，政府和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逐步增强，文化市场培育和监管初步发展，并配合“一带一路”制订了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7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还提出“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于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

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必将刺激终身教育内容与形式的更新，而优秀传统文化的日渐回归也将有助于我们重拾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并锻造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特征的终身学习文化。但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有过度娱乐化、肤浅化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开始复苏但进展缓慢，并面临新科技高速发展的严峻挑战；我国文化整体的国际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总之，文化软实力整体发展不足，新兴文化产业品质欠佳等窘境，致使学习型社会和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一时还难以得到更有强度、更有深度和更高水平的内涵支撑。

（二）机遇与挑战：基于教育“内部”的考察

终身教育是一个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和学习的综合体系，其完善有赖于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健康发展及有效整合。同时终身教育体系也是一个涉及政策、管理、经费、资源、人员、质量等多要素的复杂有机体系，任何一方面的发展滞后与协同缺位都有可能使其面临失衡的风险。

1。优先战略地位确立，行动仍需扎实推进

“十二大”提出教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战略之一，“十三大”提出“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十四大”以来，我国一直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教育强国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共识。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立和巩固，有助于对终身教育的价值确认。然而，要实现教育强国梦想，不仅需要战略定位，更需要扎实的行动推进，需要各种教育要素的质量提升。目前国家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力求保持在4%以上水平，但在师资队伍建设、教育信息化、教育管理服务、课程资源开发、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等方面还没有能够达到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水平。

2。一体化观念已形成，壁垒仍需着力打破

在国家和社会各界推动下，纵向衔接、横向贯通的终身教育一体化体系已见雏形。国家政策方面，突出强调加强全民终身学习，着力倡导构建体系完备的终身教育，并且指出，基础教育当是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学界方面认为，高等教育要从教育的“最高阶梯”转变为终身教育的“链中一环”，职业教育应是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支柱。[13]还可以注意到的是，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亦正在从一种新兴理念变为广泛的实际行动。实践情况也表明，学校职业教育系统正在尝试中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寻求学历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双证融通。高等教育机构亦在试行学生部分资格证书认定，或在校企合作背景下探讨人才培养过程的融合机制。此外，开放大学在系统内部积极构建各类学习成果的沟通，参与地方学分银行建设。社区教育先行发展区域也在积极探索社区教育课程标准，以期在终身学习成果互认方面有所突破。

以上这些思想观念和实践探索都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实现了我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从无到有的突破。但在构建人才培养“立交桥”方面仍困难重重：各类教育发展不均衡，相互之间存在“身份”偏见；人才培养标准含糊不清，相互之间缺乏质量信任；部门及其人员之间因利益维护不能实现真正的跨部门合作；各级政府层面也缺乏相应的统领与管理，使得沟通工作多停留于个别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议，缺乏顶层设计。

3。法律法规增多，终身教育专门法律缺乏

实现全面依法治教是当前我国教育发展的重任之一。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逐步完善，已在教育基本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民办教育以及残疾人教育、学位授予、师资建设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或条例。201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还对建立健全教育法律法规提出了新的思考与设想。

教育法制化建设的推进，为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律规范、法律导向，奠定了制度基础。但至今为止，尚未有专门的国家一级的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出台，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作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构件，尚处在法律法规缺失的状态之下。即使在已有的教育法律中，相关条文的表述也显得不尽严密、完整，缺乏可操作性，至于执法不当、不严，监督不力、不实等，也都是亟待加以正视和完善的问题。

4。多重视一般性需求，少关注特定性需求

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必须围绕社会和学习者的需求来发展。教育作为优先发展战略，固然要以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和总体性发展需求为己任。有力的事实证明便是：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旨在满足社会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部分普通高校和高职院校向应用本科院校转型，旨在满足国家经济建设对高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大力发展社区教育和老年教育，旨在解决社区发展、社会养老等现实问题。

以教育发展促进社会、经济领域的治理和发展，是国家教育事业的基本策略，有助于终身教育社会价值和地位确认。但是，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本质是旨在服务和满足不同群体与个体的终身学习需求，因而必须关注各种群体与个体具体的学习需求及其变化。不同性别、学历、职业以及不同职业阶段的劳动者群体，都有各自特定的学习需求倾向；老年教育群体人口基数和年龄跨度大，不同地区、年龄、健康状况乃至不同生活境遇的老年群体，其学习需求同样迥然各异；农村和城市人群的学习与发展需求更是五彩缤纷。此外，随着创业者群体的兴起，如何洞悉他们在创业过程中的特定学习需求，提供针对性的终身教育服务，亦是我国当前终身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